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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攻坚
时间:2010-3-4 12:38:14 作者:唐敏

  一些关键的深层次的问题迟迟不能下决心解决,既可能产生改革疲劳症,也可导致问题多发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已是第十八个年头。十八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大致经历了酝酿提出、初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的阶段,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还需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针对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到2010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党校原教育长李兴山教授在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的同时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复杂得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卫平教授指出。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教授也认为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下一步需要敢于“碰硬”。

  “如果一些关键的深层次的问题迟迟不能下决心解决,就会出现新旧体制长期并存,以及计划不计划、市场不市场、体制不伦不类、改革半截工程的问题”,李兴山提醒道,“目前所屡屡发生的权钱交易和腐败现象,除了与个人的道德品质有关,与当前我国新旧体制并存所造成的种种漏洞也是密切相关的。”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回顾十八年的历程,李兴山认为,“应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正在向完善的目标迈进。”在他看来主要有四点标志:

  首先是政府职能有很大转变,市场化的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指令性计划已经取消,行政审批在数量上大大减少,95%以上的产品价格已经放开,包括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政府职能正在由过去的高度集中、包揽一切,转变到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的轨道上,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和条件。

  “完善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也正在形成”。在李兴山看来,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建立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要以总量调控为主,不能再以管理微观经济为主。“现在的宏观调控基本上由过去的指令计划转为指导计划,对总量进行调控,而且以经济手段为主,利用利率、税收、货币等经济手段进行调控”。

  其次,所有制结构有很大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有很大进展。目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非公有经济从无到有,已经形成与国有、集体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也有很大进展。企业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都有很大变化。

  其三,分配制度有很大改变,社会保障有很大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平分配、并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的的经济,不是两极分化的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但是,仅就市场机制本身来说,由于其对资源的配置只青睐于那些经营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强势部门和企业,市场竞争也必然要优胜劣汰,因此并不能自然保证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相反会形成垄断,甚至导致两极分化”。李兴山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以能既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又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稳定”。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本着既讲效率、又讲公平的原则,对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包括劳动就业体制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革。从就业体制来说,基本上打破了原来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制度,普遍实行了可以双向选择的合同制、聘用制。从分配制度来说,基本上打破了原来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包括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并存的分配制度。与此同时,各种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也在不断建立和完善。

  其四,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市场秩序日趋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信用经济、道德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竞争无序的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我国立法和司法工作也在不断加强。到目前为止,有关规范市场经济各种行为的法规条例已陆续制定和颁布,其中包括公司法、证券法、物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的出台,李兴山指出,“不管是从理论还是法律上来说,都是我国立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日臻完善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监督体系也在不断建立和完善。李兴山以金融监管为例,“目前即使在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也很少有能真正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专门机构,而我国则建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监督机构体系,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行使监督和管理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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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并无统一标准

  针对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到2010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李兴山指出,“什么是‘比较完善’,目前来看,并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只是作为一个笼统目标提出。从现实来看,无论从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础,还是市场化程度,抑或是从已经形成基本的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来看,都比过去有了大大的提高。应该说,十八年来我们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黄卫平教授以去年底备受关注的“国进民退”讨论开始,“有人认为是体制改革的倒退。如果这么看的话,对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程度的判断就会不同。但是在我看来,它是中性的。”

  “意大利也有大型的国有企业,并没有人认为其不是市场经济”。黄卫平以其在意大利学习的见闻为例,“刻意追求民进国退,或者国进民退都是不科学的。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资源环境配置是否有效来判断”。

  但在彭真怀看来,以山西煤炭新政为例,用不要带血的GDP为原因,事实上是强化了国有煤炭企业,“国企、央企过分强大,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突出的表现是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带有倾向性,国有企业被视为顶梁柱,从去年一揽子计划的4万亿投资计划即可见一斑。结果一部分投资被用于了房地产开发,去年频频出现的地王大多是国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体制改革的回潮”,彭真怀认为。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不一样”,黄卫平认为不能用西方现成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自上而下的,而且明确将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人为设计的,这个设计是否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要求相符合,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有时难免会发生与实际错位的情况;三是西方国家例如英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圈地运动的‘洗礼’,逐步建立了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目前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建立信用制度还需要很长时间。由此可见,中国的市场经济比西方的复杂得多”。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各个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西方国家的标准有一些是合理的,有一些则对我国不一定合适。比如,西方市场经济提倡经济的自由度要大,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宏观调控是应有之义”。李兴山指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的老路被实践证明并不是尽善尽美的。”

  对于备受关注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黄卫平认为,“有时候微观和宏观并不是一回事。”针对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西方国家有很细的标准,黄卫平介绍,“美国有6条,欧盟有8条,这其中涉及到他们对中国的补贴、政府管制怎么看等问题。”

  完善阶段也是攻坚阶段

  “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后,时隔整整十年,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李兴山指出,“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通过十年的努力,已经由建立阶段进入到了完善阶段。但关键是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完善’。”

  “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完善就是收尾,就是在基本建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进行修修补补、填平补齐、改进完备、锦上添花。但是,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完善’来说,却不能作这样的理解。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完善,不是收尾,而是要继续深入”。李兴山指出,所以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了完善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了攻坚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凡是在当时条件下好改的、能改的,都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需要完善的,都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因此需要打攻坚战”,李兴山指出,“就行政管理体制来说,政府职能虽有很大转变,但以行政审批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就国企改革来说,虽然在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等方面的改革有很大进展,但对于到底要不要政企分开、能不能分开以及如何分开,目前在行动上尚在迟疑。就农村改革来说,我们不但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还要解决城乡二元体制结构问题,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城乡一体化。而后者的改革则更为复杂。就分配制度改革来说,我们不但要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还要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中‘两个偏低’的问题,否则就不能真正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而且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涉及到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没有这些改革的同步和配套,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比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更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要打攻坚战。”李兴山强调。

  彭真怀也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改革面临“碰硬”。首先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还没有真正的制度化。彭真怀以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为例,认为在没有建立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补偿机制以及税收调节机制的情况下,这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其次,需要进行比较完善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彭真怀以“中央政策部门化”为例,在他看来,大部制的改革因为各部门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力而变得目标不清晰。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财富权贵化,权力寻租,以及腐败的发生。

  “要加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必须要继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李兴山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衡量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审批。”

  “什么叫审批?本质上就是政府配置资源”。李兴山以“驻京办”现象为例,“驻京办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由于存在大量审批,所以需要跑‘部’‘钱’进。尽管目前的审批改革有了很大进步,审批项目的数量大大减少,但本质上改变不大。审批改成备案,而备案的环节比审批还复杂。”

  这表明“进一步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政府各部门的既得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李兴山指出,“审批的主体是政府,依靠审批文来改革审批是不可能的,也是改不彻底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兴山提醒:“我国经济体制的这种渐进式改革如果时间拖得过长,一些关键的深层次的问题迟迟不能下决心解决,会出现新旧体制长期并存。在这一时期,既可能产生改革疲劳症,也可能是问题多发期。如果不下决心攻坚克难,将是改革面临的最大隐患。”

  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李兴山以历经改革多年的国企改革为例,“什么是中国的国企改革,企业改革加政府改革,问题在企业,但根子在政府。”

  “现在的改革不是一个部门的事,一系列的转变都要以体制转变为保障。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看,转变的动力一是市场,二是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李兴山指出,“单纯追求GDP就与科学发展观的结果不一样。”

  之所以市场体系的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相关,缘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原来是政府管理,现在需要放到市场去解决。“下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李兴山指出。

  建立服务型政府,使资源配置真正转移到以市场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但这一改革,不但涉及到许多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而且主要是靠政府自己改自己。通常说,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因此必须要有自我革命和打攻坚战的决心和勇气。

  鉴于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跨部门、跨领域的系统性改革,因此,李兴山担心,“面对这种复杂而深层次的改革,只靠某些部门来主管,或者只是自己改自己,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对改革攻坚战的领导,为使各项改革步步深入,李兴山建议,“虽然不一定要重新恢复过去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但还是应当有一个跨地区、跨部门的综合协调机构,以负责对整个改革的规划、协调和督促检查。”这样,就可能会使改革的攻坚战不只是说在口头上、写在字面上,而是能真正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体现在预期的成果上。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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