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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故事
马文瑞在陕北
时间:2011-6-21 10:46:46 作者:周世久

  马文瑞,1912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子洲县高家坪乡马家阳湾村。他14岁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转为共产党员。建国前,曾担任绥德县委委员、团县委书记、安定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委员、团特委书记、陕西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陕北党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等职务。建国后,先后担任西北局副书记、国家劳动部部长、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革命战争年代,马文瑞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有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现就给大家讲几个吧。

    (一)

    马文瑞出身农民家庭,祖上几辈虽是耕种,但也崇尚读书。马文瑞8岁开始在邻村马坪小学上学,随后考入周家硷高小。当时,正逢第一次大革命高潮,马文瑞在其表哥、共产党员、绥德县委书记冯文江的教育影响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在这期间,他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制度浅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独秀文存》、《向导》、《中国青年》、《社会进化史》等书刊。学习带来了他政治眼界的开阔,带来了思想的重大变化。他同时把这些进步书刊介绍给相好的同学们看,激发了同学们追求真理,关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热情。
   
    1926年冬,马文瑞在榆林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师俊伟的介绍下,在周家硷高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使他成为学校的第一个共青团员。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他先后介绍刘精一、赵拱壁、高学孔、马文德、徐登泰等5人加入共青团,并成立了团支部,他担任团支部书记。那时团支部的任务,除了学习之外,主要是宣传革命理论,唤起民众。1927年春,他被推选为学校学生会主席、学生演讲会主席。他经常组织学生上街宣传,扩大革命影响。他们每次演讲,都吸引了大批听众。他们除了上街宣传外,还到周围农村去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冯渠村有个姓张的区长仗势欺人,贪污公款,敲诈百姓,马文瑞就动员农民协会出头,召集数百农民聚集村公所院子与之算账。这次斗争虽然在驻军连长张道源的带兵镇压下暂告结束,但也打击了姓张的区长的嚣张气焰。1927年春,绥德师范学生、共产党员马象英、韩士杰到周家硷高小任教。当时学校已经建立了党组织。他们二人先后担任校长,并担任党支部书记。马文瑞配合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破旧教,立新教,增设了社会科学课。同时,党团支部还向学生印发一些进步书刊,推进学生思想进步。
   
    1927年夏,马文瑞在周家硷高小毕业后,就投考了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当时,绥德师范已成为陕北革命的大本营,学校有许多教师、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办了个讲习班,既宣传革命思想,又传授文化知识。马文瑞就在讲习班学习,参与学校党团组织活动。1927年8月,盘踞在榆林的反动军阀井岳秀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在陕北发动“请党运动”,派旅长刘润民带兵包围了绥德师范,搜查没收进步书刊,武装遣散师生,强行解散了学校。学校解散后,马文瑞又回到周家硷高小上学。1928年春,马文瑞又考了米脂三民二中,担任学校团的小组长,参加学校学生会的活动。这年5月3日,发生了“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屠杀中国军民,而蒋介石却严禁中国军队还击。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的义愤。米脂三民二中的党团组织决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5月5日,马文瑞和数百名学生打着标语,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民众抵制日货,反对侵略。当时,米脂城里有一座天主教堂,还有一个开银炉大土豪艾丕发,这家伙闻讯逃跑了,学生们就砸了他的银炉。接着他们又到县政府请愿,县长也吓得逃跑了。这次游行示威搞了一整天,学生们群情激昂,大快人心。过了几天,发动军阀井岳秀派兵前来镇压学生运动,强行驱散学生。两个月后,井岳秀以“赤化”罪名,强行封闭了米脂三民二中。这次学潮后,马文瑞就离开学校,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二)

  1928年,陕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为了加强对陕北党的工作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上班成立党的特委,并派杜衡来陕北主持筹建工作。杜衡到陕北后,很快在绥德找到绥德县委书记冯文江和马文瑞等同志,并巡查联系各县党团组织,积极开展陕北特委的筹建工作。1928年4月的一天,在今子洲县苗家坪镇的南丰寨古庙上召开了陕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别区委员会。陕北特委成立后,陕北革命形势发展更快了。这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928年8月28日,陕北特委二次代表大会在米脂城召开。由于防范措施不严,被敌人发现。杜衡等4人被捕,冯文江、杨国栋等人化装逃出米脂县城。特委遭破坏,一些重要文件仍在米脂城里,由县委负责人景仰山、窦增荣保管着。为了取出这些文件,冯文江、杨国栋就派机智勇敢的马文瑞完成这一任务。由于特委刚遭破坏,城内敌人戒备森严,要取出文件就要冒生命危险。马文瑞把自己化装成进城办事的农民,赶上家里的毛驴,驴背上搭一条毛口袋,大大方方地进了城。进城后在米脂高小找到景仰山,取了文件,装在毛口袋里,驮在驴背上大摇大摆地出了城。他将毛驴赶到今子洲县马岔乡张家岔村,把文件交给了特委负责人杨国栋。
   
    1928年秋,马文瑞担任共青团绥德西区区委书记。11月在共青团绥德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县委书记。不久转为共产党员,并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这年冬,在今子洲县马岔乡张家岔村柳家小店列席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

    1929年,陕西大旱,赤地千里。陕北灾情更为严重,老百姓成群结队外出逃荒。时任绥德县委书记的周发源只顾自己做生意赚钱,不关心老百姓疾苦。马文瑞十分反感这种行为。他找到县委委员胡永华、冯启民商量,组织灾民“吃大户”,但仍然解决不了灾民的饥饿问题。不久,中共陕西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米脂县委委员白明善到米脂县城开会,马文瑞便向他们讲了灾民的困苦,并提议想办法组织灾民斗争。刘志丹、白明善都很赞同他的想法,同意组织灾民向国民党发动政府要救济粮款。会后,马文瑞回到绥德同胡永华等绥德县委负责同志商量,决定组织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灾民进城要粮要款的斗争。他们当下就以县委和团委的名义,向全县东南西北各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各区派党团员带领农民进城。同时印制了传单,用“鸡毛传帖”的办法,迅速传到各区各村。
   
    1929年7月9日清晨,绥德各区的四五千农民,背着预备好的装粮食的口袋,手里提着棍棒,从四面八方朝县里涌来。马文瑞担任这次斗争的县城总指挥。他指派绥德的党团员白如冰、白寿康、贺晋年等人,也头上抡着白羊肚子手巾,化装成农民,挤在农民中间做鼓动工作。南区和北区的区县委书记崔田夫、马明方他们也背着口袋,带领几百农民进城来了。大批农民进城的反常现象,很快引起了守城国民党军队的注意,他们吓得把城门关了。马文瑞他们就鼓动农民打城门。愤怒的农民很快把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打开了。当时城内驻守敌人一个营,营长张建南见势不妙,命令士兵朝天放枪。农民毫不畏惧,像山洪一样冲进城去,一齐涌向县政府,找县长要救济粮款。当时县长正召集城里的绅士们商量对策,一见饥农民冲进了县政府,慌忙跳过后墙逃跑了。饥农民发现县长跑了,就冲进大户人家要粮。大家来到城隍庙湾安文钦家,冲进油漆大门,安家人都躲起来了,也没有找到粮食。人们的情绪更加激愤,冲进城里西街巷,把一家山西资本家生产蛋粉的鸡蛋厂抢了,把设备也砸坏了。驻守绥德的敌营长张建南见农民不散,越闹越凶,就偷偷派人出城同躲在城外的县长商量,决定拿出一笔钱发给进城的饥民。马文瑞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把各区负责人找来,在南关二郎山上开会商量对策。大家认真地分析了情况,都觉得敌人答应发救济款,让参加斗争的饥民得到了实惠,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于是会议决定接受敌人的救济款。当下,张建南派人在南关搭了个台子,他站在台子上讲了一通话,然后开始发钱。大家挨个排好队,每人发一块银元,大约四五千人,数额也就很不少了。这次斗争,长大了革命者和民众的士气,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统治者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三)

    1933年夏,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洼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和建设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规模。会后,马文瑞、马明方、常学恭三人到米脂姜家新庄整理会议文件。这期间,由于董培义(井岳秀部驻扎米脂县城连部司务长,经争取发展为共产党员,知道陕北特委的联络站和领导人的行踪)叛变告密,为敌人带路,米脂城区委负责人王守义、高庆恩和陕北特委负责人王兆卿、崔明道、毕维周、高禄孝先后在米脂县城和镇川堡被敌人抓捕。 接着董培义又带敌人到姜家新庄抓人。当时,马文瑞、马明方、常学恭三人正在特委联络站负责人姜好兴家西头的一孔土窑里整理文件,他们几个正高声争论问题,突然姜好兴的老母亲说敌人来了。姜好兴出去一看,敌人已从对面山峁上冲了下来,几个敌人已冲过河沟上的石桥,上了他家的硷畔。姜好兴急中生智,朝邻家那边一挥手。敌人以为给他们指方向,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走进了邻居家的院子。窑里的3人一听说敌人来了,常学恭、马明方跳下炕跑了出去。马文瑞赶忙把文件收拾起塞进投灶里盖好,也随后冲了出去。敌人见有人跑,就叫喊着追了过来。他们3人顺着大沟拼命向前跑。敌人一边追一边打枪。常学恭地形熟,很快摆脱了敌人。马文瑞和马明方跑中见有一拐渠,便顺着拐渠跑上了山堰口。敌人追到拐渠口边就不见马文瑞、马明方二人,便问过路的老乡。老乡故意说顺着大沟跑了。敌人便继续朝大沟追去了。
   
    马文瑞和马明方摆脱敌人后,连翻几座山,天快黑时,他们来到通往镇川堡的一条沟里。他们浑身是土,鞋也跑丢了,怕引人注意,便商量分头行动,天黑后进入镇川堡。马明方原先在镇川堡当过教员,人熟便于隐蔽,便先走了。马文瑞躺在一块大石头上等天黑。但由于过于疲劳,躺下便睡着了。一觉醒来,又冷又饿,见附近有老乡住,便谎称被土匪抢了,在一个老头家吃了顿煮南瓜,住了一晚。第二天天不明,马文瑞到镇川堡找到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联络站也遭到敌人破坏,街上到处是背枪的白军,马文瑞不敢在镇上停留,又来到离镇川堡三四公里的一个村庄找到马明方。他们来到无定河畔一片长得又高又密的高粱地里商量对策,决定分开走先躲过敌人搜捕,再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马文瑞走到四十里铺对面的李家圪崂村找到共产党员李守基,因刚出过事,李守基见到马文瑞怕的直打哆嗦。马文瑞觉得这里也不便住,就傍黑趟过无定河,在一个看瓜老汉瓜棚里住了一晚,第二天走到阎家畔村共产党员杨树梁家。杨树梁去了绥德城。等他从绥德城回来说,被捕的6位同志起先关押在米脂县城内财神庙里,虽经严刑拷打,但他们坚贞不屈。后来又押送到县政府看守所,继续威逼利诱,用尽了各种酷刑,但敌人仍一无所获。敌人见从他们口里得不到什么,又害怕游击队劫狱救人,便下密令就地枪毙王兆卿等6人。
   
    1933年8月3日,王兆卿等6人被对人押解到米脂十里铺路下边的无定河畔,在一阵口号声和枪声中,他们倒在了他们长期战斗的土地上。
   
    马文瑞得知王兆卿6人英勇就义的消息,心里万分悲痛,但他没有掉泪,和其他同志一起投入到更加严峻的革命斗争之中。
  
    (四)

    六烈士被害后,敌人更加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并在城乡各个路口加强封锁,妄图把陕北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当时,马文瑞只好暂住在杨树梁家里。杨的父亲很开明,他叫老伴给马文瑞杀鸡烙饼做好吃的。但马文瑞一想到特委遭难,同志们下路不明,便心急如焚,寝食不安。后来,他决定要离开这里,杨家父子给他买了一双新鞋,由给了几块白洋做路费。马文瑞便翻山越岭来到佳县南洼村张达志家,接着崔田夫、马明方、常学恭等人也陆续到了佳县。
  
     劫难后战友重逢,大家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动地心情难以言表。随后,马文瑞、马明方、张达志等人坐在一起开了个小会。经过商量,决定在佳县寨子沟召开一次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这次会上,大家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王兆卿等六位同志虽牺牲了,但陕北特委还在,我们的党、团组织还在,各地的同志仍在坚持革命活动,我们活着的同志更不能贪生怕死,要以六烈士为榜样,鼓起勇气。最后,会议郑重决定,要继续贯彻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决议精神,按确定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会后立即分头下去落实。
   
    1933年8月的一天,马文瑞剃了头,化装成了小商人,扎着腿带,背着个褡裢,里面装着文件,只身一人去神府指导工作。那天,他沿着黄河畔行走,刚走到佳县城根不远的大山湾里,不料迎面来了敌人,等到看见以来不及回避。满山湾的敌人列队走过来,士兵都背着枪步行,排长骑着一头毛驴。马文瑞就不慌不忙,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照常向前走,硬闯了过去。骑驴的敌排长走在最后,与马文瑞对面走过去也没在意。
   
    马文瑞到了神木南区,很快找到了区委书记贾怀光等同志,先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并和同志们研究如何在神府一带组织一支武装力量。随后,马文瑞又在贾家沟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成立游击队,任命红军二十六军二团南山失败回来的王王兆祥同志担任队长,进行游击活动。这支队伍开始叫神府特务队,仅有七名队员,四支枪。后来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这支部队一直顽强战斗在陕北高原,发展为红三团,又发展为红军独立师,为建立陕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

    1933年冬,当马文瑞离开神府,返回佳县时,神府游击队已经行动起来了。等到分头出去组建武装的四路人马聚齐,便开了一次特委会议, 先汇报了各区建立武装的情况,后又研究了恢复各县党的县委的问题 。陕北原先好多县都有党的县委,但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县党的县委垮台了。各县党的领导机构大都只有区委。所以这次会议决定首先恢复佳县、绥德、清涧等几个县党的县委。
   
    当时,特委机关所在的佳县,也只有个特委,直属陕北特委领导。会议决定由马文瑞负责恢复佳县县委的工作。马文瑞当即到曹家洼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确定成立新的县委,由高长久同志担任县委书记。随后,陕北特委又派马文瑞、张达志一道去绥德组建县委。他俩路过绥德义合镇时,出乎预料地遇到了敌人。原来安定县游击队在附近刚刚行动过,敌人派出一个驻义合镇防范。当时,马文瑞、张达志都化装成小商人,头戴瓜皮帽,上身穿着小皮袄,肩头背着褡裢。只是文件装在裤腿里,用腿带扎着。他俩一进义合镇,就见满街是敌人,退出去也来不及了,于是他们就去馆子吃饭,想躲避一下,商量对策。白军的士兵也有来吃饭的,看见他俩是小商人,也没有盘问搜查。马文瑞发现敌人很麻痹,就大胆地穿过镇街出了城门洞,径直向铁茄坪村走去。
   
    不料他俩刚到铁茄坪,又遇到了敌人。原因是我游击队把国民党狗腿衙役杀了九个半(其中一个没杀死),敌人闻讯惊慌失措,于是派兵四处搜捕。马文瑞见敌人来了,就急忙与张达志上了山,在村子的脑畔山上坐了半天,等敌人走了,才下到村里去工作。铁茄坪这一带,马文瑞过去时常来下乡,许多村里的群众都认识他。特别是崔田夫家他去的最多,人都很熟。所以,崔田夫的老婆一见马文瑞就说,她头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里听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马文瑞到咱家”。开玩笑说马文瑞把白军惹引来的。后来,马文瑞、张达志就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党员干部会议,成立了新的绥德县委,并推举崔文运担任县委书记。

    (六)

  1934年初,郭洪涛、李铁轮受中央驻北方代表委派到陕北,在佳县曹家洼与马文瑞接了关系。随后马文瑞通知马明方、崔田夫、张达志、高长久等同志到曹家洼召开特委会议,由郭洪涛传达了中共驻北方代表指示,要求陕北特委继续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强调开展游击战争应该搞兵运、拉兵变,有这种配合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鉴于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国民党驻军有我党的同志,遂决定派马文瑞到三边搞兵运。
   
    会后,马文瑞徒步来到三边,在国民党谷连舫骑兵旅找到了我党的同志,成立了支部。马文瑞指定薛毓瑞、王治岐、师发直为负责人。把他们分别安插在三个团里,这些同志在马文瑞和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秘密活动。
   
    这年夏初,杨虎城命令谷连舫部开进西安整编。当时马文瑞可以离开部队回特委,也可以随部队去西安。但他考虑到部队中有我党的许多同志,也有许多经过做工作已初步掌握在我党手里的士兵,于是他毅然决定冒险跟随部队去西安。部队一开拔,马文瑞就跟着走,一些军官骑着马走,而他却步行,由三边到庆阳,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走了好多天,脚都走肿了但他仍然咬着牙坚持着。部队到了甘肃庆阳后,马文瑞组织师发直同志拉出一个排20多人,10多支步枪,他们按预定计划,夜里从庆阳城墙上把人一个一个用绳子吊下去,然后带他们到南梁革命根据地,随即被编为合水游击队。
   
    这次拉兵变后,马文瑞离开连舫部队,转道来到西安,与同期到达西安的谷部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继续开展工作。后因其身份暴露,遂动身回陕北。
   
    11月初,马文瑞路过南梁革命根据地,被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同志动员留下,担任了红军军政干校政治教官。
 
    (七)

     1935年2月,马文瑞受陕甘特委委派,离开南梁军政干校,去开辟东地区,建立根据地。刘志丹同志亲自找马文瑞谈了话,交代了任务,让他带领胡自禄(陕甘边苏区政府经济部长)、张彦福(原华池县赤卫队队长)以及军政干校几位干部和30多人的一支警卫队,开赴东地区。他们走到延安三十里铺,抓住了一个化装成叫花子的敌人侦探,经审问,是延安城里派出来的暗探,于是将其就地处决,粉碎了敌特的阴谋。
   
    马文瑞带领工作队到了东地区后,首先做群众工作。他们在红四十二师骑兵团的配合下,在广大农村普遍组织农会,建立赤卫军游击队和游击小组,打击反动势力,摧毁国民党保甲组织,成立了县、区、乡革命委员会。为了使新开辟之地区别于国民党统治区,突出红色政权的特征,马文瑞提议并经地区革命委员会通过,把宜川县改名为赤川县,把甘泉县改名为红泉县。随着工作的深入及游击武装的建立,成立了红泉、赤川两个县革命委员会。马文瑞在农村发动贫雇农,组织贫农团,负责调查登记土地,分配土地他整天下乡,吃住在农民家里,几乎跑遍两县的乡村,交了许多农民朋友。
   
    在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发动势力很顽固,斗争也很激烈,赤川县北池子一家地主父子两人给敌人做侦探,破坏革命政权的建立,马文瑞便亲自带领警卫队把这父子俩就地处决。宜川城里的白军和躲进土寨子里的土豪劣绅经常出来捣乱、骚扰。马文瑞组织义勇军和赤卫队坚决打击敌人。宜川南原有个土寨子,上面住了许多土豪劣绅,由民团把守他们经常祸害老百姓。马文瑞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带领义勇军、赤卫队和二千多农民群众去攻打这个“土围子”。许多农民没有枪,就扛着红缨枪和老镢头、锄头投入战斗。守卫“土围子”的民团起初还放了几枪,后来,一看黑压压一片,来了这么多人,吓得抱头鼠窜,土豪劣绅也纷纷逃走。马文瑞命令全体官兵和民众用镢头把土寨子墙刨平,把土堆到河沟里。彻底铲除了这个反动“土围子”。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东地区红色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后来,马文瑞在临镇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举为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从此,马文瑞首次公开担任了红色政权的领导工作。

    (八)

    1935年冬,马文瑞在东地区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圆满的在红泉、赤川两县完成了建立党、团组织等革命政权的任务。正当他又开始创建赤川、红泉两县苏维埃政府的时候,极端错误的陕北肃反开始了。
   
    当时,由于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中共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等人来陕北组建陕甘晋省委时,先夺了西北党的领导权。随后给刘志丹等人扣上“右倾消极主义”和“反革命”的帽子,把西北红军的刘志丹、杨森、杨琪、黄罗斌、张文舟、高朗亭等人,地方党政的张彦山、习仲勋、高景范、张仲良、马文瑞等都抓起来。随后又进一步将“肃反”扩大化,将红二十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关押,几乎无一幸免。这些同志被捕入狱后,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有200多名优秀干部被错误杀害,这给当时西北根据地带来一大灾难。
  
    马文瑞被捕的较迟,也遭到了百般的折磨。有一天,马文瑞正在临镇办公,突然接到上级的一封信,通知他到洛河川(陕甘边特委所在地)开会。马文瑞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还是服从组织调遣,穿了一身棉衣,骑着马动身了。走到半路上,马文瑞就碰见红二十五军保卫科科长朱仰兴带着许多红军战士,拦住去路,对马文瑞说:“你不要去了,回临镇把工作谈了以后再走。”结果返回临镇后,他们让马文瑞把东地区革命委员各部部长级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才等召集起来开会,等人到齐后朱仰兴突然下令把与会人员都捆起来。他们一边捆,一边动手打。马文瑞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两条胳膊很快被绳子勒得失去了知觉。随后他们给每人戴了一顶黑布做的帽子,整个头都套在里面,只在眼睛处留两个小孔,就这样五花八绑着送往瓦窑堡西北保卫局,并戴上了脚镣。该局局长戴季英亲自抡着皮鞭打人,马文瑞也遭此毒打,脚镣的铁圈子把他的小腿都磨破了,鲜血直流。同室的高朗亭同志把衣服撕下一块给马文瑞缠在脚镣上,才好了一点。这些人让他们整天住在用砖垒的小巷里土台上晚上翻身时要报告,如果脚镣一响,门口上的哨兵进来就用刀背砍。吃的更差。全是些沤谷米饭,每人只分一勺,根本吃不饱。有时没有菜,就那么干吃。更可恶的是在院子挖了许多土坑,准备活埋马文瑞等革命者。

    (九)

    正值陕甘革命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之时,中央红军在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得知刘志丹、马文瑞等领导的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情况。党中央立即决定前往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就在党中央到吴起镇时,张明科等人找到党中央毛主席反映了刘志丹、马文瑞等同志被抓的情况。毛主席听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候中央处理”,同时派王首道、李涛等同志前往瓦窑堡找到有关领导处理此事,并代表中央接管了西北保卫局,制止了错误肃反的继续进行。随后,中央又委派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到瓦窑堡,具体审查陕北的肃反问题。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明确地说:“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在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干预下,陕北错误“肃反”的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刘志丹、马文瑞等所有被关押的同志都被释放出来,并重新作了结论,安排了工作,予以平反。

    (十)

    马文瑞释放后的第三天,突然接到通知,周恩来通知找到他谈话,心情十分激动。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住在瓦窑堡水沟坪的石窑里,马文瑞刚走进院子,周副主席就很热亲地迎上来,拉着她的手一直进窑洞,亲切地说:“马文瑞同志,把你们整错了。”接着又讲:“我听说了,你们在陕北搞武装,创建苏区有贡献,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这些情况,中央都了解。”周恩来同志的话很简短,但很明了,很有针对性,使马文瑞深受感动,不知说什么好,顿时窑里一阵沉默。周恩来又认真地说:“现在‘肃反’问题解决了,过去的事情结束了,要顾全大局,向前看,你休息休息,就准备参加工作。噢,对了,文瑞同志,你愿意到哪里工作?”一提起“肃反”的冤情,马文瑞心情十分沉重,没有立即回答周副主席提出的问题,低头沉思了半晌,说:“工作有组织确定吧。”当马文瑞抬起头时,发现周副主席已经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又见桌上堆放许多电报和文件,心想周副主席日夜操劳,实在太忙、太劳累了,便小声地说:“你先休息,以后再谈吧。”便起身想退出来。就在这时,周副主席突然醒了,显得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噢,对不起,你谈,谈下去。”于是他们又诚恳而亲切地交谈起来。
   
    谈了一会,窑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同志,马文瑞便说:“周副主席你们谈,我走了。”周副主席爽朗地说:“那好吧,咱们以后再见面谈”。
    
    又过了一段时间,周副主席再一次找马文瑞谈话,要他去东地区安民。原因是因马文瑞被错误关押后,东地区人心不稳,许多老百姓外逃。“肃反”问题解决后,群众因未见他本人,思想情绪还不稳定,因此,周副主席一见到马文瑞就风趣地说:“文瑞同志,你辛苦一趟吧!你去了,见了群众随便拉一拉,让群众看一看你这个‘马主席’还平平安安,人家也就放心了。”“好吧?”马文瑞立即向周副主席表示,一定努力完成好任务。随后马文瑞便奉周副主席之命来到临镇、宜川一带安定民心。马文瑞所到之处,老百姓热情极了,有的送鞋袜,有的送吃喝,有的还拉着他的手泪流满面,使马文瑞和陪同去的同志都深受感动。
   
    经过马文瑞等人的反复宣传和做工作,很快安抚了当地的群众,消除了恐慌情绪;一些离散的游击队、游击小组又重新组织起来,情绪高潮地投入到支援红军和抗日救国的斗争中。

    注:据《马文瑞回忆录》整理 
 

  (作者单位:子洲县周家硷镇中心小学)

来源:陕西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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