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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写作":为啥古代司空见惯,当代却质疑不断?
时间:2011-8-16 9:04:53 
 

漫画:“多面手”(朱丞/绘)

  坊间反对“官员写作”的声音很多:“官员写作不务正业,小心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官员写作纯属附庸风雅,有的还请人代笔,败坏风气。”“官员写作一味唱高调,能写出深刻的作品吗?”还有细心人,搜罗出某地方官出书成癖,强令下级单位购买以中饱私囊的案例,意谓写作也可能滋生腐败。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爱好文学的官员腐败几率更小!”“了解官场,作品会更犀利。”“写作是公民权利,为什么反对官员写作?”也有人历数已遭查处的部分腐败官员,指出这些人堕落的方式五花八门,以写作行腐败者绝少,而且“效率”未免也太低。

  官员写作在中国古代司空见惯,没有人会不以为然;在当代社会,为什么偏偏“官员写作”备受关照,而“教师写作”、“医生写作”、“农民写作”却没有引发类似的争论?

  官员写作的传统历史悠久。早在士阶层开始形成的战国时期,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中国人很早就有意识地,通过立言的方式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延长人生的意义。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子争鸣,竞相提出“解决方案”,成为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大规模实践,奠定了文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其时庄子主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艺术精神,与儒家游于艺、修身等思想汇入士大夫传统,成为寄情山水、颐养天性、超然物外的思想渊源。

  立言不朽、经世致用、颐养天性,逐渐发展为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的精神支点,史官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唐人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宋人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可视为三种文学态度的典型代表。

  待到隋唐科举制度确立,朝廷通过经义、策论乃至诗赋选拔官员的“天下第一考”,让写作与仕进更加密不可分,甚至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但凡青史留名的文学家,大小是个官。北宋一代最为典型: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晏殊、苏轼……大概除了有史记载首位专业文人“奉旨填词”的柳永以及不能出仕的女词人李清照,再难举出非官员的“职业”文学家。士大夫集官员和文人于一身,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教的高度集中,文人当官、官员写作几乎是必然的,更不会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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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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