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邮箱:shaanxi_dj@163.com
您的位置:首页 > 党员论坛 > 党史春秋 > 正文

杨家沟:新中国曙光升起的地方

1947年12月,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页。)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阐明了如何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怎么样建设新中国的纲领,强调新中国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在米脂杨家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为筹划新中国作了思想舆论准备。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进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的名称、国体、政体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的首次提出

1947年“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强调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包括两个方面,“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因此,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他指出,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44页)。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毛泽东看了,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就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他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新中国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在12月28日会议结束总结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336页)他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了高潮时期,而且还会更加高涨起来,虽然颁布宪法和成立中央政府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是要着手准备和研究相关的事项。

 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在陕北杨家沟,毛泽东就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了关键性的问题,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6页)

从“十二月会议”首次提出“着手研究”中央政府的问题,到1948年3月21日离开杨家沟近3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至少5次阐释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和政策。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杨家沟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指出:“天下将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建立。”(《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毛泽东对讲稿作过多处修改,并批示:“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这个讲话稿不久即在各解放区公开出版发行。(《任弼时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567页)  

几天以后的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也就是“中央一月决定”,明确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他指出: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 “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2页)他在文中阐释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新中国的国体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这个政权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说明了各革命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地位和关系;三是新中国的政体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样,毛泽东已经为新中国的建立擘画蓝图了。

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代表参加,还应当参与经济建设。(《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2月22日,毛泽东在《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的经验》电文中,指示:“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结果”他着重指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2页)这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各地注意总结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为取得更多、更大城市,提前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

3月20日,在离开杨家沟的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4000多字的党内情况通报。他再一次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明确提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历史印证了他的预判是多么的准确。

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巩固与扩大反动帝国主义、反动封建主义、反动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约从1948年下半年,特别是九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讲话、报告文章中又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

8月1日,毛泽东在《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中提出:关于召开新政协,“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这应该是他首次提到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份电报是回复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5月5日响应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口号的联合致电而发出的,当年由于交通阻隔等原因毛泽东才到8月1日复电。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基于加强、扩大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政治合作的考虑,对新中国的称谓上特别使用了凸显“民主”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以区别蒋介石一党专政“独裁”政府。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通称九月会议),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他明确强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他认为,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6页)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成为筹建新中国的指导方针。

1948年10月10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中共中央决定要训练大批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成立中央政府,建立新中国培训各方面的管理人才。“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开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杨尚昆回忆说,九月会议后中共中央“最大的工作是两件:一是打仗,一是统战。”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达成政治共识,协商建立新中国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因此,毛泽东说: “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6页)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国名的确立

进入1949年以后,特别是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条件和时机已成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加快了筹建新中国工作的步伐。毛泽东在文章、指示中既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

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375)他宣布,“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379)在毛泽东看来,一年前,在杨家沟提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是毋容置疑的了。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决议提出了1949年17项任务,包括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页)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他同时要求“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革命胜利后,同党外人士合作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项政策,这不仅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也是革命胜利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生产的需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1437页)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系统、准确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明确了新中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他分析认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论人民民主专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和基本态度,为即将建设的“新房子”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毛泽东对事物的认识与判断总是比别人想得早谋得深看得远站得高,在走这一步时,就已经考虑到了第二步、第三步。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经过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协商讨论,达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关于国名问题的讨论,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筹备会期间,黄炎培、张志让等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等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决定采用后一种意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6页)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代表说明了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问题。他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他进一步解释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

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毛泽东满怀激情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最终被确定为新中国的法定国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民主讨论达成的协商共识。它最能体现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最能揭示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本质,显示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中国根本性质的深刻把握和对“人民”理念的一贯坚持,也是对杨家沟首次提出这个名称的历史的肯定与逻辑的延续。毛泽东在杨家沟预判到了中国革命高潮到来了,新中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可以说,新中国的曙光在杨家沟冉冉升起。

(供稿:榆林市委组织部 榆林学院红色文化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魏捷

Copyright©2009-2019 版权所有: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陕西党建网

地址:西安市雁塔路南段10号    电话:029—63905675

陕ICP备10001194号-1 技术支持:陕西党建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