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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韩国在1987年成为中高收入国家,随后仅用了8年时间,于1995年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韩国为什么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陷阱的动力

  20世纪60年代,韩国抓住了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道路,开始积累资金和技术。为了扩大出口和提高产品竞争力,政府将韩元贬值了近一半。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爆发石油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致使韩国轻工产品逐渐丧失出口优势;而且,发达国家开始进行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新变化,强化自身国家安全保障,韩国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主导产业开始由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重化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韩国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重化工业建设,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过半,其中的钢铁、造船、机械、石化等产业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韩国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发展战略,取代了之前的“贸易立国”,产业发展的重心开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迁移。20世纪90年代,韩国迫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压力,开始大力发展新兴技术产业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包括计算机、半导体、电子机械、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产业。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为了快速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韩国在技术引导、企业经营、资本引进三个方面采取了持续改良的措施。

  一是非常重视科技发展。韩国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重度依赖国际市场,因而只有发展科技,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1967年,韩国成立了科学技术处,管理全国的科技发展,同年颁布了《科学技术促进法》,为之后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不断增加R&D经费投入。1980年,韩国的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为0.56%,至1995年已上升至2.4%,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投入强度。企业作为R&D经费来源的主体,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了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得了产品高附加值的高额利润。

  二是大力扶植私营企业。韩国的经济增长和战略实施主要靠私营企业来实现。韩国政府不但大力扶植私营企业,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还给予企业必要的经营自由,让企业充分自主创新。尽管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韩国的财阀企业不断膨胀,产生一系列如垄断、贫富差距加大等弊端,但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措施,强迫大企业面向社会开放,强调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将企业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合法范围内。

  三是合理引进外资。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对韩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为了发展经济,韩国一方面通过贷款等手段积极引进外资,另一方面采取严格的监管。1960年韩国的投资率为11.5%,1980年升至31.61%。韩国实行低工资制来吸引外国资本家,使之获得廉价劳动力产生更多利润,进而扩大直接进行投资。与此同时,政府对投资项目进行了严格限制,须是服务于出口或是国内十分缺乏的产品,以更好地保护本国工业。

  均衡的社会分配是跨越陷阱的稳定器

  韩国基尼系数由1970年的0.36降至1995年的0.31,收入差距始终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政府通过加强税收、改善社会福利、“新村运动”等措施避免了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分配不均。

  一是进行税收改革。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通过税收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减轻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同时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增加对财产、遗产、赠与的征税,特别是提高了对不动产的征税,以打击不动产投机行为,稳定地价。

  二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民众对社会福利需求的不断增加,韩国政府开始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1980年,全斗焕上台后提出“建设福利社会”的口号,并在宪法中将发展社会福利列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一时期,韩国出台了全民医疗保险、国民福利年金法、最低工资法等一系列相关制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韩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1%上升至1990年的3%。

  三是开展“新村运动”。韩国是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较多,农业发展空间有限。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城市资源的紧张。韩国的小农土地制度虽然具有局限性,但它既可以向城市输送人才,又可以吸收城市过多的人口。韩国政府于1971年发起了“新村运动”。这次运动是工业反哺农业,政府通过投资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农村。“新村运动”动员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通过在农村开展各种切实可行的小项目,例如修路、盖房、拉电网、推广水稻等,充分发挥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新村运动”最直接的结果是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数据显示,韩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从1970年的10万韩元增长至1980年的100万韩元。这为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视教育是跨越陷阱的人力资本基础

  韩国自古受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影响较大,十分重视教育。韩国政府不断增加对公共教育的投入,1961年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的15.2%,至1998年已经增长到23.3%。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70—1979年,韩国教育公共开支占GDP比例年均2.79%,1980—1989年,增至年均3.68%。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重点产业是重化工业,教育方面也侧重于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的技术人才直接服务于产业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韩国逐渐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专业化的人才供给;同时推进产学协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让企业和职业学校合作互利。韩国的教师待遇较高,教师队伍稳定且素质高,为教育事业发展打下了有力基础。韩国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需求不断调整教育政策,每个时期的教育发展水平总是高于当时的经济水平,为社会各个行业提供了充足、多元化、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为韩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支撑。

  相对稳固的政府是跨越陷阱的保障

  韩国的经济起飞是自朴正熙上台后开始的,即“先政治变化、再经济发展”。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韩国结束了之前的政治动荡,进入了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的时期。在朴正熙执政期间,高效务实的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为韩国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经济发展第一”成为首要国家方针目标。韩国政府专门成立了经济企划院,与各个职能部门直接对接,制定、推行、监督、评价各项经济计划。政府还为企业提供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同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过度依赖于私营企业主、宗教团体等各方势力提供资金不同,韩国政府当时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战后日本的赔款、欧美的国际贷款。这使韩国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性,相对来说不用过度费心权衡各方利益得失,能够迅速推行并及时调整各种政策方针。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让整个韩国变为一个大型的生产机器,韩国由此实现了经济起飞,被誉为“汉江奇迹”。其后全斗焕和卢泰愚在执政期间也保持了国家政策方针的连续性,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总之,通过实施以上有效举措,韩国实现了现代化的起飞,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为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韩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比较突出的便是财阀集团的负面影响。财阀集团在经济上明显的垄断性、在政治上一定的操控性以及在社会上的某种撕裂性,为国家稳定发展埋下了隐患。

责任编辑: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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