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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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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第一部最初连载于《延河》杂志1959年第4期至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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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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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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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在皇甫村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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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前排左一)与皇甫村农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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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柳青》剧照

【新中国文学记忆1959】

创业史

从1959年春天开始连载发表的《创业史》是新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通过这部小说,柳青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了实现这一创作主题思想,小说一方面通过在渭河平原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中曲折展开的合作化运动,来描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通过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来表现这一时期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小说出版后,因其“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和“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而受到文学界交口称赞。问世60年来,《创业史》所体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宝贵的文学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走向艺术,让艺术回归生活,柳青通过《创业史》给后来者树立了重要榜样。

  “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是著名诗人贺敬之谒柳青墓时所作的诗句。“史铸创业艰”,内含了柳青为新中国农民的艰难创业铸史立传,也以自己的创作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继往开来的多重意蕴,以此来形容柳青扎根皇甫十四年,终于写就《创业史》的壮举,再也合适不过了。

  经典是厚积薄发的结晶,也都有一个集腋成裘的过程。为了写作能够反映“新制度的诞生”及其引发的各类农民心理变化过程的力作,柳青义无反顾地下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落户长安县皇甫村十四年,把生活之基牢牢地扎在现实的泥土之中,把创作之根深深植入人民的生活内里。这使得《创业史》的酝酿与写作,修改与完成,都有一种别的作品所没有或少有的“在场感”与“现场性”。

  “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

  心系文学、专注创作的柳青,一直是把创作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构成来看待的。因此,创作之于他,不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而且是事业的一种追求。从延安时期开始写作以来,他始终把革命工作与文学写作合而为一,在工作中积累和丰富文学创作的素材,以创作的方式反映革命斗争和人民生活。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牺牲者》《地雷》《喜事》《在故乡》《土地的儿子》等短篇小说,都是这种由革命工作中积累文学素材,由文学写作反映人民的革命向往与新的生活的系列成果。

  抗战胜利后,柳青从延安派往东北。其间,他在大连的短暂停留中完成《种谷记》的修改,1949年到北京后,又在1951年写就长篇小说《铜墙铁壁》。这两部作品相继问世之后,赢得了许多肯定的看法,也引来了不少批评的意见。尤其是上海文艺界关于《种谷记》的讨论中的一些意见,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诸多不足。他从“人物不突出,故事不曲折”的批评中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又从“不模仿别人”“这个作家有希望”的肯定中,看到自己所具有的潜力。于是,他在明确了差距和弄清了问题之后,坚定了在深入生活上下大功夫、花大气力的信念。这时的柳青,已受命以文艺部主任的身份参与《中国青年报》的创办,其间还随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参访了苏联。但他心心念念的,是自己深藏于心的文学目标和创作计划。他在与作家朋友马加的谈话中说道:“我要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这样的意念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执着、越来越迫切。于是,他从中央宣传部找到中央组织部,坚决要求回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终于得到了组织的批准。1952年5月,他离开北京,回到陕西西安。

  回到陕西的柳青,一直在寻找最为合适的落脚之处。他先后走访了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等地,尚在琢磨不定之时,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建议他到又是农村、又离西安不远的长安县落户。柳青前去考察之后,最终选定了长安县。1952年9月,柳青与新婚妻子马葳,先到长安县,后到皇甫村,由此实现了他长久以来“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的意愿。

  在与群众的密切结合中“逐渐地改造自己”

  下到皇甫村,住到中宫寺,柳青就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普通的农民群众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柳青落户皇甫村,当然是为着文学创作的目的而来,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完完全全地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深入生活和融入农民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皇甫村里的“自己人”。

  在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柳青在一篇题为《转弯路上》的发言中说道:要通过工作和群众结合,“这种结合就是感情上的结合,就可以逐渐地改造自己”。到皇甫村落户,并参与了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创办之后,柳青切切实实地践行着在“结合”中“改造”的目标任务,并把这种结合的成效与结果认定为:“首先要看群众以为痛苦的,我是不是以为痛苦;群众觉得愉快的,我是不是觉得愉快。”“这中间丝毫没有勉强和作假的余地。”(《毛泽东教导着我前进》)正因这样真心实意地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柳青做到了别的作家很难做到的生活农民化、立场群众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谈到柳青时所说的:“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新近编辑出版的《柳青在皇甫》(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里,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以纪实速写的方式记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户后的外在样态和工作状态。邓攀、冯鹏程的《县委门卫挡错人》这样描述柳青在乡下的样子:“身穿对襟布衫,脚蹬布鞋,老戴一顶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骑着他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车,搭眼一看,地道的农民。”晓阳的《人群当中找原型》这样描述柳青接触群众和观察生活:“看到人家修自行车,用打豆机爆米花,安装电水车,他都要自始至终地看着。遇到有人下棋,他就搬来半截砖头,坐下来和人家对弈。”郭盼生的文章说道,“从发动农民卖余粮,到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户人,皇甫村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帮助解决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说:“这里的合作化运动,柳书记是圈囤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一个“钻”,一个“泡”,生动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深扎”的深切与忘我。在这一过程中,他获得了几乎是脱胎换骨般的精神新变。

  “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

  在反映新的农村生活方面,柳青起初有一个描写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问题与新挑战的写作设想,在下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就忙里偷闲写出了近10万字的稿子。但自己看来看去,都很不满意,在夜深人静之时,索性一根火柴把稿子化成了灰烬。他决心要从接近于“闭门造车”的状态走出来,在充分深入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写出新的小说作品,攀登新的文学高度。经过与皇甫村农民群众的朝夕相处,通过在火热的劳动生活中的摸爬滚打,柳青新的小说的写作计划渐渐清晰,围绕着互助组的建立和发展的矛盾斗争,其间各色人物的独有个性和心理特征等,都烂熟于心,呼之欲出。于是,1954年,柳青开始写作并写出了第一稿。1956年,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出第二稿。随着深入生活的渐入佳境和文学造诣的不断提升,他对第二稿很不满意,一个时期陷入了苦闷之中,直到1958年,经过长久的思考、阅读与研究,终于有了新的感觉和新的自信,一鼓作气地投入写作之中,终于在1959年4月完成小说的第一部。

  得悉柳青因身患重病而难以完成《创业史》第一部之后的写作,作品人物原型之一的董廷芝老书记深情地说:“希望他好好养病,能把四部书都写出来。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质朴的语言与深切的期盼之中,所包含的对于柳青的首肯是坚定的,认知也是独特的。“别人写的”与“他那样的”,分别都是什么样的呢?在董廷芝未及详述的语言里我们大致能感觉到,“别人写的”,多半是隔靴搔痒,旁敲侧击,甚至是冷眼旁观,居高临下。而“他那样的”,则一定是直言骨鲠,径情直遂,别具生面,钩深致远。一句话:“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从《稻地风波》到《创业史》

  根据李光泽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的台前幕后》一文中的介绍,1958年8月7日,柳青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这是一份制式合同,出版方盖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出版合同专用章”。柳青在约稿内容的空白处填写了“长篇小说”几个字,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填写了具体的年月日。这份合同的签订,标志着柳青把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式许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其实,《创业史》最初不叫《创业史》。《延河》月刊在1959年3月号的封底登了一则启事:本刊自四月号开始发表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约半年载完。小说如期于1959年第4期《延河》月刊上开始连载,到第11期载完。刚开始,书名是《稻地风波》(《创业史》第一部),从第8期开始,去掉了“稻地风波”四个字,直接叫“《创业史》第一部”,并于版面右下角发了一个说明:从本期起,柳青同志接受读者的意见,取消《稻地风波》书名,改叫《创业史》第一部。

  《创业史》发表后,为了更好地修改,柳青请中国青年出版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出版社安排资料室认真收集整理以后,安排王维玲同志去长安亲自交给了柳青。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说上卷的修改稿寄给出版社,同时告诉出版社,下卷的修改稿要迟一些,争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为第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写,二是因为哮喘病发作,如果住院了,寄稿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出版社非常体谅柳青,说时间由柳青自己安排,并表示,收稿后,出版社会尽量抓紧,争取又好又快地出版。3月初,出版社一收到小说的下卷,就按急件付排了。为了抓紧时间,力争在7月份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之前出版这部小说,文学编辑室和计划、印刷部门还开了个会,大家达成共识,力争每个环节都不拖延时间。

  《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首印10万册,这就是《创业史》的初版本。此外,出版社还装订了一种布面精装本、一种毛边纸本。毛边纸版本没有版权页,因为纸张特殊的缘故,书明显要厚一些。这三种版本都是上下卷,36开的小开本。之后,出版社还印了一部分32开的大开本平装本和纸面精装本,由上下卷变成了单卷本。柳青认为大开本的精装本很好,建议出版社多装订一些,给各省都发一点。

  出版社每天都接到好几起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

  《创业史》第一部一出版,便供不应求。出版社曾整理了一份资料,资料中说:“出版社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好几起来自不同单位或个人的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有的直接和办公室打交道,有的通过领导来要,有的通过有关部门来要,某机关财务科的通过我社财务科要,某机关的通讯员通过我社的通讯员来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样本组有一位同志再三要求我社样本组的同志,无论如何要挤出一本给他,并说,这回你们答应我们的要求,将来我们也可答应你们的要求。”《创业史》一书难求,由此可见一斑。

  《创业史》的发表与出版,在文学界引起的关注与反响,也出乎人们预料。一年多的时间里,报刊的评介文章就有五十余篇。作品出版后不久,茅盾就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中,把《创业史》作为“通过艺术形式反映出来的真实的生活”的典型。许多评论家都用“我国当代反映农村生活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现实生活的历史容量具有了史诗性的规模”等说法对于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

  在文学评论界,由《创业史》的评论,也生发出了“如何描写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塑造新人形象”,以及怎样看待作者的“主观抒情与议论”等问题。朱寨、韩经长、李希凡、冯健男、严家炎、张钟、阎纲、蔡葵、林非等著文参与了讨论。严家炎在《谈〈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等文章中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的塑造上。而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的塑造中,虽然是在水平线以上,但其成功的程度,并不像大家推崇的那样。这些观点,在当时受到大多数批评家的反对。柳青本人也在《延河》发表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对严家炎的观点,提出了反批评,申明了自己的艺术主张。

  人类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是不会断的,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革新

  一部《创业史》,尽管涉及特定时期的合作化运动,尽管历经了60年的沧桑演变,但仍然被专家和读者视为当代的经典之力作而不断解读,被大众读者视若“不隔”的文学佳作持续热读,盖因作家立足于生活的深处,撷取时代的激情,写出了社会变迁在人们心里激起的层层涟漪,在精神世界引发的深层悸动。柳青一再说他的《创业史》,表面上写的是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写农民走进新时代之后,对于公有制、国家化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即从私有到公有,从“小我”到“大我”的心理变迁与精神成长。从梁生宝、郭振山、高增福、改霞等,到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等,都是这一历史巨变进程中不同阶层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以各自的自然反应和精神变异,既体现着旧时代农人的蜕变与新时代农人的成长,也折射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艰难前行的某些侧影。社会的重心是人民,人民的内核是心灵。正是着眼于心灵深处和精神层面的博弈与变异,使得《创业史》卓具超越历史限定的深厚内力,而成为人们认知合作社时期社会剧烈变动引发农人心灵变动的一部史诗性作品。

  现实主义文学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拓新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但彼此贯通和不断传承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那就是热切关注现实,强力介入现实,高度重视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命运形态,真切地书写所经所见,坦诚地表达所思所感。正是由于秉持了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又贯注了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柳青有力地超越了当时文学创作一般难以超越的局限,越过了人们习见的政治运动与社会事件,潜入时代变迁中人们的命运转机,及其经历着巨大变动的心理世界,写出了反映新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引自柳青为《创业史》第一部所写的“出版说明”)的史诗性作品《创业史》。

  柳青坚定而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他对于文学与生活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有关。他的“三个学校”说(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说,都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强调了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创作时专心致志的重要。这种对于文学的认知,实际上就奠定了他必然操持现实主义的重要基石。而对于现实主义,他的认识一直是清醒而坚定的:“人类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是不会断的”“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革新。”

  柳青的这种卓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创作追求,对于当代作家尤其是陕西作家的影响,是巨大和难以估量的。在回顾《白鹿原》的创作过程时,陈忠实就明确告诉人们:“我从对《创业史》的喜欢到对柳青的真诚崇拜,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之外,我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位陕西作家路遥,更是视柳青为自己的“文学教父”,他也把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写作《平凡的世界》,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但《创业史》他读了7遍。柳青创作中浓烈的人民性情怀,深湛的现实主义造诣,使路遥获得了极大的启迪与激励,他认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他坚信:“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基于这样的文学认知和文化自信,路遥在文学界以追逐新潮为时尚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然秉持现实主义写法,坚守现实主义精神,锲而不舍地完成了三卷本《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路遥专程去往皇甫村,祭拜柳青墓。他是在向自己的“文学教父”拜谢,也是在向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致敬。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经典的魅力是永恒的。柳青的文学追求和他的《创业史》,以刀削斧砍般的现实主义精神气度和艺术风格,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范,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柳青和他的《创业史》还会以作家学习、论者研究和读者阅读等方式,在当下的文学生活中持续发生影响,继续发挥作用,感召和激励当代文学人在新的时代攀登新的文学高度,构筑新的文艺高峰。

  (作者:白烨,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因为《创业史》,我和柳青成了诤友

  作者:严家炎

  我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就读过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等作品,1960年起还研究《创业史》并陆续写过几篇评论,但我和柳青本人有机会见面,却是在他于《延河》上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4年之后,这篇文章针对我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作出了回应。

  那是1967年的8月初,我去西安作协机关住下后的第二天晚上。

  西安竟是这么炎热,白天太阳底下晒着犹如烧烤,天黑下来还酷热得难以忍受。已是晚上大约8点钟了,仍然没有多少凉意。坐在室内想写点东西,挥汗如雨,手臂与纸张接触的地方全湿透了。在灯下看东西也不断冒汗,真恨不得浸泡在冰水里才好,于是只好走到室外去乘凉。

  一位约莫五十多岁、理着平头的老汉,坐在院中的水泥池边上,也在纳凉。

  我曾听人说过,柳青因“文革”中受到冲击,已和他的家人离开了长安县的家,住进了西安作协所在地,集中起来参加运动。他每天负责打钟,给作协机关报时间,莫非这位老汉就是他?

  于是我走过去,有点冒失地发问:“您是柳青同志吗?”

  “是。您贵姓?”

  “我是严家炎。”我伸出手去。

  老汉也伸出他的手,和我握着说:“啊!昨天听人说你到这里来了。咱们这是第一回见面吗?你来西安几天了?”

  “昨天下午刚到。”

  “西安天气和北京不大一样,夏天热得厉害。”

  “是啊。早上还算凉快,白天和夜间都很热,真是大陆性气候。”

  “倒不是因为离海远,还有一些具体的气候条件。”

  于是,他打着手势说起影响西安这一带的气候条件:高大而绵延不绝的秦岭山脉如何围挡在从西南到东南的方位,西南与南方来的温湿气流如何受到阻隔,形成了西安地区暑天的蒸笼效应……他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又相当准确到位。

  我从《创业史》中知道柳青对这一带的地理、气候条件是熟知的,但熟悉到这种如数家珍的程度,理解得这么透彻,却出乎我的预料,使我惊奇不已。

  我问到他近期的身体状况。他告诉我,自己患的是季节性哮喘病,每当受到某些花粉或其他说不清的细小物质的感染,就容易引发很难受的哮喘,因此总得时刻小心,但眼下情况还算可以。当前使他感到着急的,倒是另一件事:《创业史》第二部的稿子找不到,被某大学学生抄走,现在不知落在何处。他担心会丢失。我听着也感到意外,甚为关切,却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向他建议,可物色熟悉该大学情况的人先去询问。(我后来听说,第二部书稿幸运地找回了。)

  大约聊到晚上9点左右,由于又到了应该打钟的时刻,柳青先与我分手道别,离开水泥池边打钟去了,我也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

  第二天晚间,我和柳青又在纳凉时见面。他向我问到《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写作和发表的情况。他问我:“那时你为什么要写批评梁生宝形象的文章?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人授意?”我告诉他:“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写这篇文章,我仅凭自己阅读《创业史》的艺术感受,而且是把作品读了两遍,做了许多笔记才形成的一些看法,总想把它写出来。在我的感觉中,《创业史》里最深厚、最丰满的形象确实是梁三老汉;梁生宝作为新英雄形象也有自己的成就,已在水平线之上,但从艺术上说,还有待更展开、更充实、更显示力度,眼前仍比不上梁三老汉,因此,不写就觉得手痒痒的。只是我那篇文章中有些措辞可能不太妥帖,斟酌得不够,直来直去,像‘三多三不足’之类。”柳青问:“你当时多大?”我告诉他:“那时二十七八岁。”又补充说:“有关《创业史》的最初三篇文章,都是1960年冬天到1961年夏天写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起先对刊发梁生宝这篇有点犹豫,搁了一段时间,延到1963年才发表。”柳青马上说:“如果是这样,看来我对这件事有点误解了。我总以为,批评梁生宝形象的那些意见不是你个人的意见,而是有人想借此来搞我,因此才在《延河》上发了那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他又补充说:“你谈梁三老汉那篇文章的看法,我是同意的,当时我跟《文学评论》的编辑同志也说过。”“是跟张晓萃同志说的吧?”“是,一位女同志。”

  次日午后,柳青要一位家人来邀请我到他暂住的家中去吃西瓜,我见到了他的夫人马葳和其他家人,聊了一会儿家常话,感到很亲切。

  真正与柳青第二次见面,已是“文革”后的1978年。柳青当时因花粉过敏、哮喘病严重发作而住在北京朝阳医院,我和新华社徐民和相约一起去看望他。柳青鼻子上虽然插着氧气管,见到我们后谈话的兴致却很高。他告诉我:“前几年因病来京住院时,很想见你一面,但未能联系上。”柳青这次谈话的中心,是做人的态度问题。他说:“做人,总要有个原则。是一时迁就,随便表态好,还是坚持原则,看似顽固,不肯检讨,实际却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符合革命的利益,究竟哪一种好?我是要坚持后一种的!不要不甘寂寞……”

  柳青还说:“我认为,学习创作的途径,除了从生活中学习,只有读作品。一部好的作品能带出一批年轻作家。1963年在成都一次会议上,当着周扬、林默涵的面,我就讲过这条意见。”他转而问我:“你是搞理论、评论的,我不知你同意不?”我向他连连点头,表示自己是赞同的。

  我们看柳青说得很多,很激动,怕把他累着了,就劝柳青别说了,暂且休息一会儿。由徐民和向柳青介绍了刚开完的文联扩大会议的情况。柳青说,他相信“文艺界的事还在发展”。历史证明,柳青的预言完全正确。

  2006年4月,我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成员参加“丙戌清明祭扫黄帝陵墓仪式”,之前在西安去柳青墓前祭扫并有幸见到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女士。晚间,陕西省作协在宾馆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宴会后刘可风访问了我,问了我1967年夏去她家与她父亲谈话的情况(她事先已问过陕西作协的王宗元),也谈了她在父亲晚年患病期间与父亲的对话。刘可风表示她赞同代表团团长张锲在柳青墓前讲的:严家炎是柳青的“诤友”。

  (作者:严家炎,系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传播与影响

  1960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被翻译成俄、英、德、日、西班牙、朝鲜和越南等十多种文字。

  60年来,《创业史》的影响溢出了作品本身,凝炼为“柳青精神”,传承后世。

  近年来,西安市长安区组织实施了“柳青精神传承工程”,先后建设了柳青文学馆、柳青广场,修葺柳青墓园,在西长安街设置了《创业史》雕塑群组,在文化中心、双创中心设立柳青雕像。

  2018年,由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组织编撰的《柳青在皇甫》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6年,在柳青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和大唐秦剧团联合创作编排秦腔现代剧《柳青》,该剧获陕西省第8届文华剧目奖。

  2018年,柳青逝世40周年之际,西安话剧院创排话剧《柳青》上演,由唐栋担任编剧,该剧获得第16届文华大奖。

  2017年,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广播电视台合作摄制的四集电视纪录片《柳青在皇甫》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

  2018年12月,根据柳青之女刘可风撰写的《柳青传》改编的人物传记电影《柳青》拍摄完成。

  (郭超整理)

责任编辑: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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