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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徐渭三评

  读徐渭三评

徐渭 墨梅图 镜心 28.5×66cm

  关于徐渭书法的评论很多,有的令人信服,有的令人半信半疑,有的令人难以苟同。本文拈出其中三条,说说自己的看法。

  其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这是徐渭的自评。我以为,自评其实并不一定可靠。自评往往带有个人的偏见,或者另有意图。如同齐白石自评说“诗第一”,“画最次之”。一些人就觉得老人似有“欲擒故纵”之嫌。今年是2015年,徐渭死于1593年,两数一减,徐渭离世已经422年。这422年的历史对徐渭的综合评价是画第一,诗文次之,书法居其末。徐渭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甚至上不了台面。历史现实与徐渭自评正好相反。

  明代是中国书法的成熟期,台阁体的出现,正是成熟的表征。明代书法,对我国整个书法史而言,决不能小觑。明初有三宋二沈,即宋克、宋璲、宋广、沈度、沈粲。沈度乃台阁体之祖,被明成祖称为“我朝王羲之”。明中期则有李东阳、吴宽、沈周、王宠,还有大名卓著的祝允明、文徵明。晚明则有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明代书法衮衮诸公,是一座座书法高峰。单就书法论,徐渭在这些高峰面前,没有位置。

  我读张光宾先生的《中华书法史》,其中明代一节,只字不提徐渭。

  但,历史也可以改写。在当下特定的“现代书法家”的提携下,徐渭的书法正在重新评论,重新发现。现在的中国书法史徐渭的地位在明显上升。

  徐渭的书法,主要是草书。他的草书有很明显的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不计工拙,所有的才情、悲愤、苦闷郁结都隐含在扭曲的笔画之中了。他的书法,有强烈的个性,明显与有明三百年正大气象的主流书法拉开了距离。徐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句话,与其说他“自负”,不如说他“失落”。

  徐渭是一个多才多艺、出类拔萃的人,时代的扭曲使他从天才演变成怪才。从他的书法看,他有很好的笔法技能,从他的书论看,有很高的见解,但他留下的书迹,最大的缺点是行笔失控,章法无序,狂放不羁。可以看出,徐渭不愿受法度的约束。但,法者,约束也。书法、法书,本不该离开法度的限制和约束。

  也有人以为,从徐渭的自评来看,说明他是个明白人。他把成就最低的书法,说成是“第一”,成就最高的绘画,他却说是最次。从这里,我们看出了他的狡黠。也就是说,徐渭的“吾书第一”,正说明徐渭对自己书法的不自信。他的自评,应该符合徐渭的性格特征。这一说法,可供讨论。

  其二:“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徐渭死后20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到绍兴探望友人陶望龄,晚间少睡意,无意中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

读徐渭三评

  《徐文长传》主要评的是徐渭的诗文,偶及书法;评徐渭的书法就是上面这一段评语。对我来说,拜读这段评语,使我惊叹的不是徐渭的书法,而是袁宏道令人震惊的文笔。袁宏道坦承自己“不能书”,他谦虚地自称他的书评只能是“谬谓”(直译为“错误地认为”),但他涉笔一点,就把徐渭的书法提高到明代大书法家王宠、文徵明之上。袁宏道知道有人会提出异议,他却已声明在先:他论的是“书神”,不是“书法”。提到“书神”的高度,这官司就没法打了。接下去他又说徐渭是“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何谓“散圣”?何谓“侠客”?几品几级?标准何在?只有请我们这些“后之览者”各自发挥想象了。我的理解,袁宏道的“散圣侠客”其实是指出了徐渭书法的“另类”,但他是以肯定、赞美的口吻指出的。经袁宏道这样一说,令多少人在不可捉摸的“散圣”、“侠客”前佩服得五体投地!整段评语唯一能落实的是“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但这一句评论,评的其实是徐渭的诗。

  袁宏道是性情中人,激情满怀。他以他的慧眼和文笔,写下了著名的《徐文长传》,使徐渭死后复生,确立了徐渭的历史地位,造就了徐渭400年的辉煌。如果没有袁宏道,也许我国历史会遗忘了这位影响独特的大画家。徐渭抑郁一生,有袁宏道这篇《徐文长传》,可以瞑目矣。但其中袁宏道的这段书法评论,实在是写得肆意汪洋,不着边际,明显有爱屋及乌之感。借用米芾的话来说,应该是属于“征引迂远,比况奇巧”之类的评论。

  其三:“陶望龄作渭小传,载渭尝自言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今其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其诗欲出入李白、李贺之间,而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选言失雅,纤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凄清幽渺,足以感荡心灵,而揆以中声,终为别调。观袁宏道之激赏,知其臭味所近矣。其文则源出苏轼,颇胜其诗,故唐顺之、茅坤诸人皆相推挹。中多代胡宗宪之作,《进白鹿》前后二表,尤世所艳称,其《代宗宪谢严嵩启》云:‘凡人有疾痛疴痒,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起於颠挤;父母能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无可并名。名且不能,报何为计?’云云。虽身居幕府,指纵惟人,然使申谢朝廷,更作何语。录之於集,岂止白圭之玷乎?盖渭本俊才,又受业於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案:渭师季本,见《明史·文苑传》)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於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故其诗遂为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亦为金人瑞等滥觞之始。苏轼曰:非才之难,处才之难,谅矣。渭所著有《文长集》、《阙篇》、《樱桃馆集》三种,锺瑞先合刻之,以成此集。又有商濬所刻,题曰《徐文长三集》者,亦即此本,前有陶望龄、袁宏道所作二传。宏道以为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其言太过。望龄以为文长负才性,惟不能谨防节目,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与文亦然,虽未免瑕类,咸成其为文长而已,是则平心之论也。”

  以上这一评,是清代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徐文长集》写的一段话。纪晓岚写得不激不厉,心气平和。

  纪晓岚对徐渭书画赞赏有加。他说:“今其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逸气纵横”,是纪晓岚对徐渭书法的核心评价,纪晓岚行文斟字酌句,肯定掂量过这四个字的份量。

  对徐渭的诗,纪晓岚认为以徐渭之才,本应“出入李白、李贺之间”,但徐渭“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高评之后,继之以全面否定。其中“揆以中声,终为别调”这八字,说得最为切中要害。纪晓岚说的是诗,用于评徐渭的书法,也是适合的。就是说,徐渭的作品,与文化传统、主流社会的要求相较,简直是背道而驰。

  对徐渭的文,特别指出“《进白鹿》前后二表,尤世所艳称”;而其《代宗宪谢严嵩启》(这是严嵩81岁生日时,胡宗宪要徐渭代写的贺信),纪晓岚则认为吹捧过甚。作为师爷,虽然是身不由己,但写严嵩写到这个高度,以后皇上做生日,又如何下笔?

  论及徐渭一生的坎坷,纪晓岚借用苏东坡的话说:“非才之难,处才之难”。一个人有才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有了才能之后,能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个人又能凭借各种机遇获得恰如其分的发挥。想必纪晓岚对“处才之难”有很多的感慨,所以对徐渭不乏理解和宽容,千言万语,尽在这“谅矣”两字之中矣。
 

读徐渭三评

徐渭《秋蟹图》水墨纸本 19.5×36cm

  徐渭少年时天才超逸,“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 九岁便能作文,“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誉他为神童,把他比作刘晏、杨修;二十三岁时他与越中名士姚海樵、沈炼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但他二十岁成为生员后,接下来的科举应试却八次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深受打击。

  纪晓岚是体制中人,他不可能去批评社会,他指出的是徐渭自身的责任:“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於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

  “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是纪晓岚对徐渭处世(包括从艺)态度的批评。徐渭的书法,无视传统、无视法度的确是一大硬伤。现在不少人在学习徐渭书法,学的其实就是他的无视传统和无视法度,是对是错,我们静待历史来回答。

  纪晓岚并不完全认同袁宏道对徐渭的评论。说袁宏道与徐渭“臭味所近”,故有偏激之嫌;袁宏道说徐渭的文章“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纪晓岚也认为“其言太过”。

  纪晓岚的评论最后又捎带着提到了陶望龄对徐渭的评论。认为陶望龄的评论是“平心之论”。陶望龄认为徐渭一是“负才性”;二是“不能谨防节目”(我的理解是说徐渭一生中关键的几步没有走好);三是徐渭的书画诗文皆有“处士之气”。所谓“处士之气”,意即站在统治集团的对立面。纪晓岚认为所有徐渭的不足之处,都是由文长的个性决定的,这就是徐文长之所以成为徐文长的原因。


责任编辑:李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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