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1月，延安市委组织部调查组赴子长市余家坪镇郝家川村，开展了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实地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村民收入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在全面着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农村居民收入分化值得引起特别关注。
农村居民收入分化较为明显
在调查中，村民的收入是关注的重点，按照《郝家川调查》体系，我们将村民生活水平划分为“高收入、较高收入、中等收入、较低收入、低收入”5类群体。实地调查发现，郝家川在村村民收入有着十分明显的差距：1、高收入群体，2019年村里收入最高，达60万元，一个四口之家人均15万元；2、较低收入群体，家里2口人，收入8000元，人均收入4000元。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较低收入家庭的37.5倍。为了进一步深入掌握该村在村村民收入差距，我们随机抽取了5户高收入群体和5户较低收入群体，对两者2019年收入进行对比：5户高收入群体总收入108万元，人均收入6.75万元；5户较低收入群体总收入13.3万元，人均收入0.95万元；高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是低收入群体人均收入的6.72倍。
影响村民收入差距的相关因素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萨伊指出，劳动、资本、土地是一切社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农村，尤其是像郝家川这样离城较近、有一定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村民流动性加快的村庄，萨伊所指出的社会生产三要素对村民收入的作用极为显著。
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劳动，可视为村民自身的致富能力，是村民收入的主观性因素；资本，可视为村民所拥有的资金及人脉，是村民收入的客观性因素；土地，可视为村民将自身资源转化为经济收入的优势，是村民发展农业提高收入的直接动因。
为了细化分析造成村民收入分化的诱因，我们将村民收入因素细分为：经验、人脉和资金、知识、行业、技能、制度6个方面。村民获取收入不一定要将6个方面占全，只要在某几个（甚至1个）方面有显著优势，村民收入就会有显著的提高。
经验，指的是村民在生产或创业中积淀出来的、转化为自身素质的因素综合。人脉，指的是与生产或创业所密切相关的管理行业人员或生产经营人员；资金，指的是创业时和运行时所必需的财力支持；特别需注意的是，人脉和资金紧密相关，人脉广的村民往往不会因没资金而无法创业。知识，既包括素质教育基础知识，也包括对从事行业的技术性知识，还包括由经验积累而获取的管理知识。行业，这里的行业指的是村民从事哪些生产或经营，这些生产或经营的利润率如何。技能，主要是指村民打工时应具备的专业技术，这决定着村民打工工资的高低。制度，指的是村民抓住宏观政策或优惠待遇的条件，对一些村民来说，制度就是机遇；但需要指出的是，制度优势仅有部分人才能抓住，这与村民个人所处社会地位紧密关联。
村民郝杰回乡创业的成功，就是6项收入因素综合作用的典型案例：回乡创业之前，郝杰因贩煤赔本、资不抵债，只能回村寻求新的致富机会。村里很多人看来，郝杰有可能这辈子将坠入低收入群体而无法翻身。回村后，他充分利用自己人脉广的优势借得创业资金，以做生意的经验和知识作为支撑，习得了生猪养殖和酿酒技术，充分看中了国家对家庭农场的政策支持，通过与村上协商租用土地，办起了家庭农场。刚开始，其收入不过三四万元；但随着家庭农场建设完成和正式投产运营，一跃变为村里的最高收入户。前面已提到，2019年其家庭收入高达60万元。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后，形成了经济上的不同阶层：高收入群体中一部分人需要高层次的发展，开公司、办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需要的是整合资源以求得发展；较高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因集约化发展的底气不足，仅仅是想维持现状，保证自己的“小富即安”；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增强现有土地和资源政策的普适性，使得自己能在政策优惠中“分一杯羹”；较低收入群体中一部分人则希望政府扶持自己发展产业；而低收入群体则是因生活陷入困境，希望政府能给自己经济上的资助。
而经济收入一旦差距拉大后，因各人情况不同，哪怕是同处一个群体，发展的想法和意愿也截然不同。在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乡村振兴初启之际，如何有效应对村民利益诉求多样化乃至冲突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构建较为合理的农村收入结构设想
第一，改变农村要素投入回报方式。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对于资源优势明显较优的广大农村来讲，改变要素投入回报率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选择：比如，现行的土地租金往往以每年固定金额缴纳，这种固定金额租金有“金额小、回报不对等、难以使村民愿意出租土地”等众多不足；可在土地租用中试行会计中常用的“递延资产制”，即按照土地集中化经营的贡献率来确定每年的租金，可有效提高土地的回报率，亦可解决村民收入两极分化倾向。
第二，乡村振兴中，县乡两级是重要的制度红利提供者，企业等经济组织是重要的生产动力，可按照下述方式进行：一是以县为主体做好农村发展规划。以主体功能区划分引导产业，在政策优惠、金融支持、税费减免、人力物力支持上予以引导，确定功能区规划能够项目落地；二是以乡镇为依托确保国有资产、村集体和村民资源得到相应利益。可明确乡镇党委政府负责指导村民和企业等经济组织签订经济合同、落实落户，进一步强化其安全生产和维护稳定责任，从而使得“企业能落户、村民有收入”，乡镇党委政府就能够确保村民手中的资源参与生产并且保值增值，企业等经济组织能够确确实实加大农村投资供给；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村民的要素投入相对公平地兑现收入，有利于解决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三是在前两项条件支撑下，企业等经济组织能够有意愿、有动力、有效益、无顾虑地积极加入乡村振兴行列。
第三，“一肩挑” 选举后，县级组织部门应及时细化村支书备案管理制度，切合实际地修订村支书管理办法，健全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并充分发挥目标责任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应充分发挥乡镇党委组织领导和监督职责，对农村工作真正形成体系完备的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
第四，引导建立“橄榄状”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应在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上有所倾向，取缔农村居民不合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解决低收入群体保障问题，进一步优化村民收入结构。从更为长远的意义上来讲，建立“橄榄状”的村民收入结构，应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持持续减贫，遏制相对贫困增生的理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