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成的一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让世界瞩目的时代答卷。2020年底，中国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其中，全国培育特色产业基地30多万个，带动数千万贫困户发展产业增收；易地扶贫搬迁让960多万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的群众迁入新居；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累计资助贫困学生8亿人次；生态扶贫让110多万贫困群众成为生态护林员；社会保障兜底保障了1936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以上每一个数据单独拿到世界上都是惊人的。也正因如此，脱贫攻坚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得到最为广泛的认可和最为真心的赞许。
这一伟大成就的背后，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开创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笔者在参加2024年中宣部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联合开展的脱贫攻坚口述资料采集课题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有其独特内涵。这条道路不仅能够彰显中国减贫奇迹的制度密码，还能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减贫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反贫困的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成功探索，源于对贫困问题的系统性认知与创新性应对，形成了一套以制度优势为根基、以精准方略为核心、以多维协同为路径的减贫体系，展现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减贫逻辑。
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取向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双重牵引。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始终将“人民性”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下为公”“民惟邦本”思想的融合。从“三步走”战略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减贫始终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在口述资料采集中，我们看到，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提出“要看就要真看，看真贫”，吹响了新时代反贫困的号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理念；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会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时指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大凉山考察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这些重要论述和行动方略真切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种价值理念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增长导向，将人文关怀与制度效能深度结合，强调反贫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职，贫困治理的本质是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通过“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使得脱贫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共同富裕的目标引领构成了中国反贫困的深层动力。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视为实现共同富裕征程中的关键一步。以往区域瞄准的扶贫开发，难以避免会出现部分对象不明确、措施不精准、管理不精细以及受益主体发生目标偏离等问题。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在扶贫实践中贯注精准化理念、精细化要求，将贫困瞄准从区域瞄准转向区域瞄准和个体瞄准相结合，使得扶贫措施能直接到户到人，确保所有符合贫困认定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都能获得有针对性的扶持。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机制，推动各类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2013—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从394亿元增长到1461亿元，年均增长20.6%，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3000亿元，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减贫资源配置格局。在口述资料采集中，我们发现，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广泛推行的“组团式”帮扶，以团队协作形式让贫困地区能够有效地共享发达地区的产业、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命名的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从昔日干沙滩变身今日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个宝贵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这种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原则，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减贫理念，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贫富分化陷阱”，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的良性循环。
制度保障：党的全面领导与举国体制优势的协同发力。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根本政治保障。从1986年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到2018年调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其办事机构，再到脱贫攻坚期间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化贫困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50多次赴各地开展实地调研，推动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将脱贫攻坚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了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集成式创新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中国特色反贫困制度体系。这种政治动员机制为反贫困事业提供最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和最为坚实的组织保障，确保了中国减贫政策的高效执行，避免了西方代议制下政策的短期化倾向。
社会主义制度的举国体制优势为中国减贫提供了超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中国依托特有的举国体制，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多元扶贫主体，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部门、跨地区的资源整合机制，汇聚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政府在顶层设计、资源调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2016—2020年全国累计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超过1.5万亿元；社会力量通过“万企帮万村”行动、公益慈善等渠道参与扶贫，全国12.7万家企业结对帮扶13.4万个贫困村，惠及1500多万贫困人口；市场机制通过产业扶贫、电商扶贫等方式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2020年832个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3014.5亿元，较2016年增长133.6%。这种“有为政府+有序社会+有效市场”的协同机制，既避免了完全市场化状态下贫困地区的资源流失，又克服了单纯政府主导的效率不足，形成了独特的减贫制度优势，促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人类发展难题上的成功实践。
行动策略：精准扶贫与多维赋能相结合的科学方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推动中国反贫困工作进入到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在口述资料采集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扶贫路径由“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资源使用方式由多头分散转为统筹集中，扶贫模式由偏重“输血”转为注重“造血”，考评体系由侧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转为主要考核脱贫成效。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中国紧紧围绕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构建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等一套科学化、精细化的减贫方法论。通过“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建立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实现对9899万贫困人口的动态管理；实施“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和“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构成精准扶贫理念的核心内容。
脱贫攻坚期间，中国基于精准扶贫理念发展而来的多维赋能反贫困策略打破了传统救济式扶贫的局限，形成了输血、造血、活血相结合的综合减贫路径。在“苦甲天下”的陇原振兴中，在云贵地区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中，在独龙族“一步跨千年”中，在宁德下党“弱鸟”高飞中，在高原墨脱从“天路”变“通途”中，在四川大凉山腹地驱走愚昧贫穷这些“鬼”中，都可以全面看到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小额贷款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扶贫策略的大规模运用和带来的巨大成效。
世界意义：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全球价值。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更以其独特的制度创新和发展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和实践路径，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性影响。
中国减贫成就直接加速了全球减贫进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1981年至2015年中国累计减少8.5亿极端贫困人口。这一贡献绝非简单的数字累加——若剔除中国数据，全球贫困率降至当前水平的进程将滞后约20年。2020年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还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为全球减贫事业、消费市场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另一项价值，还在于提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减贫方法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依附性发展的路径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上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目前，中国的减贫经验已经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更大贡献。2020年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全球减贫伙伴倡议”，建立“中国—联合国全球减贫案例库”，收录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案例，涵盖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推动全球减贫经验共享，中国的“建档立卡”精准识别机制、埃塞俄比亚的农村安全网计划、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等均被纳入其中，成为全球减贫经验交流的重要资源。许多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经验，如印度尼西亚推出“精准贫困家庭数据库”（KPS），截至2023年覆盖760万户家庭；坦桑尼亚借鉴中国“特色产业+合作社”模式，带动100多万农户增收；等等。
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成功探索与实践，不仅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的奋斗史，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在全球贫困问题依然严峻的今天，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为世界提供的，不仅是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的具体政策工具，更是一种发展思维的革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倡导和强调的“不让任何人掉队”，需要各国在借鉴中结合本国实际，探索适合的减贫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