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楼，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
中国革命的危机与转机
遵义会议发生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而长征的直接原因则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党的军事、政治路线的“左”倾错误充分暴露出来，并且在长征途中愈加发展。
1933年5月，蒋介石开始酝酿第五次“围剿”。他调整军事策略，对苏区“以政治打击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并且采取碉堡攻略，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压缩苏维埃区域的空间，最终迫使红军放弃根据地。而在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路线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上博古代表王明主政中央。博古不懂军事，依赖洋顾问李德，奉行正规战中的“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战术。这种军事方针与游击战、运动战战略战术背道而驰，红军越打越被动，最终没能打破敌人“围剿”。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5个军团，加上苏维埃各级政府机关、群众团体，以及辎重队等近9万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经过近一个月血战，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3道封锁线，在渡湘江时再次与国民党军队遭遇。在这场极为凶险的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过半，人员锐减至3万多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惊醒了党内、军内的一批干部，许多干部和普通士兵都感到极为痛心，同时对遭受损失和挫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
遵义会议之前，就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问题，中央召开了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两次会上，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党内、军内越来越多的支持，“左”倾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等人被迫作出让步。这两次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为了解决党内、军内面临的紧迫问题而召开的。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以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为讨论对象。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李德的军事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是跟敌人拼消耗，而以苏区的实力，不可能在硬拼的军事冒险主义下打破敌人的“围剿”；博古、李德等人照搬国外经验，其正规战的战术不适合苏区环境，而且指挥上不切实际，是按照地图指挥作战的纸上谈兵，严重地不切实际；所谓敌强我弱的态势其实一直存在，这不是反“围剿”失利的根本原因，因为前几次反“围剿”战争在同样的甚至敌我力量更为悬殊的情况下都获得了胜利。最后，毛泽东严肃指出，为今之计，应该重点解决军事指挥的方针和领导权问题。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会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从此，红军又有了主心骨、定盘星和顶梁柱，党经历了“外来和尚”造成的巨大损失之后，重新回到正确航向上来。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革命，决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建党初期对于怎样进行革命，并不是很清楚。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完成的。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其政策和行动都要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实际上很多时候是由共产国际直接发出指示，支部遵照执行。因此，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党的方针政策，包括纲领、组织原则都不是独立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就容易在党内被教条式地理解和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内出现以王明为代表的紧跟共产国际、号称“百分之百国际路线”的“左”倾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最终，正确路线占据主导地位，党内的健康力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重新获得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与指挥权。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论断。它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与建设思想的科学概括。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首先而且主要应该依靠国内同志，其经验也应该来自对国内情况的了解。
在这一伟大论断提出30年之后，毛泽东仍然不时提起它，显示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一以贯之的看法。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提到，中国的革命曾经被外国的“先生”包办，“先生”虽好，却因为不懂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而没把“学生”教好，反而使“学生”误入歧途，遭受损失。因此，对于“学生”而言，一定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要敢于怀疑“先生”的不足。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这里突出强调了遵义会议的作用。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这位“学生”才开始摆脱“洋先生”的包办，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自身的规律。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路线转折，逐渐摆脱了对理论教条的崇拜和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依赖，开始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自身面临的问题。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人不再盲从和盲目接受，而是加以分析和甄别。因此，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路线的领导。在长征史上，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红军由此摆脱了被动局面，并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的革命事业。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备的自我革命的勇气，展现了我们党超强的自我更新、自我挽救的能力，是我们党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永葆生机活力的最佳明证。
（摘编自《党史文汇》2021年第3期 洪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