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手工业者在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登记站里递交申请入社登记表。
“一化三改”时机到了
湖南省博物馆，一张发黄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录着新中国成立初期，“耕者有其田”的伟大变革。
这张薄薄的纸片属于沅陵县的李万国一家五口，用繁体字详细写着他们获得的15块土地的种类、面积和位置。从此，一家人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法律保护。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千百年来，农民身无恒产，一年到头的辛苦收成除交给地主外，几乎难以果腹。在1949年到1952年的土地改革之后，地主阶级被消灭，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农民终于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
1952年秋，广袤田野中一派忙碌的收获景象，曾因战乱而元气大伤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一定恢复，国民收入总额从358亿元增至589亿元。而此时，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没有轻松下来，他们正在酝酿更为深刻、更加彻底的变革：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改造，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实现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定下的目标。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然而由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性质，毛泽东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推翻“三座大山”，第二步是在适当时机过渡到社会主义。
终于，战乱远去，经济复苏。时机到了。
1953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核心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小农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很快显露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三大改造中，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早推进，又被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
土改后，农业生产获得大发展，但小农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也很快显露。一家一户分散经营，靠天吃饭，工具严重不足。根据对23个省的摸底，农民户均只有12.25亩耕地、0.64头牲畜、0.45部犁、0.1架水车。如此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利于兴办农田水利设施，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风雨飘摇；要想实现现代化、机械化，更如天方夜谭。
团结起来，互助合作，是小农经济的唯一出路。
若是放在时代大背景下，我们不难发现，农业合作化有着更为深刻的必然性。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国内开启大规模经济建设，粮、棉、肉、油供不应求，不得不实行统购统销。农业实行合作化以扩大再生产，是稳定全国市场，实现工农业互哺的关键。
事实上，在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前，各地已有不少农民自发成立互助组。比如，在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等4户农民组成了互助组。农业生产季节性强，人手多自然就便于突击，短短一天，能收20亩耕10亩。1950年，耿长锁被评为河北省劳模。
互助组为合作社积累了经验，然而，其中分寸相当难把握。列宁和斯大林都曾尝试过，把农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过于简单粗暴的改造反而激起了反抗，1931年苏联粮食甚至大幅减产。
所以，既不能步子太大，也不能裹足不前。前所未有的挑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1953年起，各地陆续成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之所以是“半社会主义性质”，是因为初级社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社员以土地入股、耕畜农具作价。这样一来，既削弱了私有制，又照顾了社员的思想水平。直到三年后，全国入社户占总农户数的96%以上，才逐步建立生产资料集体化的高级社。
互助组是汽车，合作社是火车
“单干是牛车，互助组是汽车，合作社是火车。”朴素的歌谣在农民中口口相传。1953年当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达到了1.53万个，共27.5万户，九成以上合作社实现增产。
与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大致相似，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
上世纪50年代初，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中，很大一部分需要靠手工业来供应。但个体手工业易发生盲目生产等问题，如1952年的华东区，积压了189万条麻袋和产值4500万元的丝绸。
1954年，全国3100多个铁、木、竹农具合作社，共有17万社员，有力支持了农业生产。夏季淮河流域防汛压力大，安庆、芜湖等地的合作社还赶制了1万余台水车，帮助农民排险。到1956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总产值为76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60%。
全国还涌现出了手工业“四大名社”，就拿北京市第一食品生产合作社来说，是几十家私人作坊合并而成。他们靠破铜脸盆熬糖起家，制成的“小孩酥”家喻户晓。后来，合作社还研制了“红虾酥糖”，成为出口产品。
“和平赎买”创造独特经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采取一系列过渡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采用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逐步过渡到公私合营。党员领导干部同资本家一起座谈，帮助他们消除疑虑，认清前途，拥护社会主义改造。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不少企业店面焕发出新的活力。以大荣绸布商店为例，它位于四川北路897号，公私合营后将毗连的茶叶店、点心店等打通，营业面积扩大到294平方米，经营品种增多，生意兴隆。针对改造中曾出现“过急”“过快”的问题，中央也多次进行整顿和巩固。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与国情结合，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创造了独特经验。正如陈云在1956年6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评价：“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
1956年1月21日，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10万余人在蒙蒙细雨中出席了在人民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没有产生较大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从此之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摘编自《北京日报》 朱松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