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青海金银滩原子城纪念馆，有一张珍贵的黑白老照片。
4名扎着辫子的女大学生在“二二一基地”帐篷前合影，其中一位来自上海。当时，她们并不知道在军事禁区照相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被告知后，这张向家人报平安的照片因此被小心翼翼珍藏了40多年，直到基地退役筹建纪念馆时，她们才公开了这张照片。
这也是“二二一基地”唯一一张私人照片，青春的面庞永远定格在那时，也将神秘的“二二一基地”揭开一角——上世纪60年代，无数科研人员隐姓埋名于戈壁滩，干着惊天动地的事，却没有留下私人照片。
这惊天动地的事就是造原子弹。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的外电如此评价：“这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春雷，震惊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没过几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也发射成功。一批又一批奉献于航天事业的无名英雄，共同铸就了一座不朽的航天丰碑，谱写了一部壮丽的“飞天”史诗。
消失的名字
金银滩原子城竖立着一块特别的石碑，一面标着“爆轰实验场”，一面标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的这首歌与原子弹有何渊源？
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会议专门研究发展原子能问题，会议作出了关于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毛主席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邓小平代表中央批准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选址报告，正式选定在金银滩草原，代号“二二一基地”。之后，金银滩在中国的地图上“消失”了，王洛宾创作于金银滩草原的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也从此被封存了起来。
与金银滩一同消失的，还有一批科学家的名字。
1961年，接到核武器研制任务，仅一句“我愿以身报国”，在世界物理学界声名正盛的王淦昌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同一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年轻人于敏被钱三强叫到办公室，接到氢弹理论预研任务后，也消失了。
在德令哈路193号二二一小区，85岁老人洪声钰告诉我们，当年他在“二二一厂”工作时，经常能见到一个年过花甲的“小老头”，他说话总是能切中要害，在他的指导下，大家进行实验和设计的效率很高。后来他才知道，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就是王淦昌。这位中国“核弹之父”化名“王京”17年，放弃了本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基本粒子研究方向，投身戈壁荒漠，潜心攻关。
1959年春，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始建设。有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去罗布泊承担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半年多后，在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丈夫意外相逢。原来，丈夫与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前来罗布泊指挥作战的张爱萍将军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流着热泪来到那棵树下，说：“就叫它夫妻树吧，它是一座纪念碑！”
这样的故事在罗布泊、金银滩以及其他秘密基地不知上演过多少幕！仅仅1962年，就有105名高、中级科技骨干隐姓埋名踏入青海。
这是新中国最艰苦的时期，一边是罕见的粮食短缺，一边是需要投入资源的尖端工程，刚刚起步的导弹事业还遭遇了前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寒冬。张爱萍将军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棒。”陈毅元帅说得更是直截了当：“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二二一基地”第一批新房建成后，李觉将军下了一道命令：“把新建的房子让给科技人员，干部一律住帐篷。”他自己带头住进帐篷，用木箱子办公。大家住帐篷，吃黑馍，饭煮不熟，喝河沟里的水。高寒缺氧，手脚龟裂是常事，走平地稍快就喘。那时，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计算器，用的是算盘和计算尺……但都无法阻挡大家科研攻关的脚步。
1964年10月16日15时许，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方红》演职人员的周总理宣布这一消息时，全场欢声雷动，周总理风趣地说，“别把地板蹦塌了。”那一晚，很多人兴奋无眠，从不贪杯的朱光亚甚至喝醉了。
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为氢弹事业隐姓埋名28年的于敏在回忆自己的“转行”心路历程时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退役的塔架
穿过厚重的防爆门，下到地下近20米的“东方红”卫星地下指控室时，这句五十多年前的标语令我们心潮澎湃——“一定要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名东风航天城。51年前，发控台操纵员胡世祥正是在这里按下了“长征一号”火箭点火发射的红色电钮，“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升空。
走出地下指控室，往前100米，正是当年发射“东方红”卫星的塔架。对这座黑褐色的老发射塔架，西方人曾这样评论：“这里拥有最高水平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率和如此简陋的装备。”
1958年，毛主席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要想实现这样的壮举，何其艰难！在无参照样本、无完整资料的情况下，老一辈航天人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和工艺难关。这颗卫星没有用外国的一个元器件，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中国制造。
譬如，要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必须拥有强大的推力，但当时中国的导弹还不具备这种运载能力。为此，专家们提出“两结合”方案，在现有两级的中程导弹技术基础上，利用探空火箭技术专门研制了使用固体推进剂的第三级火箭。这一方案，诞生了中国著名的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
然而，就像“放风筝”，卫星上天后能否抓得住也是极大的考验。跟踪系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孙家栋曾回忆说，在那个年代自动计算机还不普遍，多为半自动手摇计算机，当时计算室里的年轻女孩子手臂都摇肿了。为了保证质量，一条轨道算了整整一年。
东风破晓，气贯长虹。就是在那样一个科研条件有限而艰苦的年代，中国把卫星送上天，且卫星在重量、信号传输形式和星上温控系统等技术方面，均超过了美苏等国首颗卫星的水平。
就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后的第二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2年，新的发射场建成，这座老发射塔功成身退。历经岁月的洗礼，退役的老发射塔架仍傲然挺立在茫茫戈壁。每当东风航天城有重大发射任务，所有参加人员都要在老发射塔架下签字、宣誓。
重生的“树坚强”
东风航天城新发射场有一棵榆树，建场之初就屹立在此，距离发射塔架仅有50米。每次火箭升空时，喷射出来的炽热火焰，都将这棵树的一半树枝烧蚀。但在来年的春天，它总能重新焕发新芽，再次蓬勃生长。
这里的人称其为“树坚强”，它见证了921塔架在这里拔地而起，见证了神舟系列飞船在这里腾空，更见证了无数的航天人在这里默默付出和奉献。
就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当年的7月14日，毛主席圈阅了军委办事组呈送的国防科委选拔航天员的报告，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为“714”工程。但限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五年后中央下马“714”工程；1986年，邓小平批准实施“863”计划，并把发展航天技术列入其中。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并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载着杨利伟绕着地球飞行了14圈，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初战告捷。
载人航天飞天圆梦之时，探月工程也正步步为营。“两弹一星”工程撑起了飞天梦想，孕育出壮阔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问天”实力。太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的飞天梦仍在继续。
（摘编自《解放日报》 王海燕 刘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