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封锁、诋毁、污蔑，我们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策略，开展了一系列对外宣传和国际交往活动，摆脱了舆论困境，赢得了各界人士支持。
“走出去”：全方位宣传中共的理念和抗战主张。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非常重视对外联系工作，提出要打破“左”的教条束缚，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要把“加紧国外宣传”作为一项紧急任务。首先，成立宣传机构。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挑选与海外有社会关系的优秀学生和进步青年组成海外工作团；1938年4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并设立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等等。这些对外机构在传递中国声音，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和根据地的经济社会情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翻译、出版著作。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协助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将毛泽东的著作在港编译出版。再次，发行报刊，建立电台。在纽约创刊的《先锋周报》1934年改版为《先锋报》，立足美国社会下层的劳工华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1941年新华社的外文刊物《中国报道》，通过香港或其他途径发往外国，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平台。除报刊外，新华广播电台也成为该时期我们对外宣传的重要方式。
“请进来”：架设对外传播的直接平台。一方面，欢迎国际友人记录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情况。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绕过重重封锁来到延安，对根据地的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等作了广泛调查。随后《密勒氏评论报》（美国报人在中国创办的一份时政类英文期刊）、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报》等多家报刊，先后发表了斯诺的30余篇通讯报道，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由这些报道汇编成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后，更是一度轰动世界，称其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震撼世界。此后，有100余位国际友人来到延安，国际新闻界也掀起了报道中共的热潮：韩素音写了《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海伦·斯诺写了《续西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等等。这些著作大量报道了八路军的敌后抗战情况，讴歌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了红色中国。另一方面，邀请外国记者、军人等到延安和根据地访问。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军事封锁后，国际友人不能随意进入。对此，我们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及时传递中共声音，邀请外国记者、军人等访问考察，就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比如，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中共方面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向他们全面介绍了中共的方针政策、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敌后抗战形势，得到美方的高度认可。
（摘编自《学习时报》 杨云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