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龚全珍夫妇。
走进甘祖昌、谷文昌、焦裕禄的家庭生活，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对子女和亲人“不近人情”、对老百姓却“温润人心”。甘祖昌与龚全珍、谷文昌与史英萍、焦裕禄与徐俊雅这三对革命伉俪以红色家风、清白家风，彰显了“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的家国情怀。
把光荣传统留给后代
1953年，甘祖昌与龚全珍在新疆喜结连理。之后的33个春秋，龚全珍陪伴在甘祖昌身边，一起经历了从“开国将军”到“农村老表”的转变，也共同挑起了“老红军的担子”。甘祖昌为乡村集体生产和群众生活日夜操劳，龚全珍则献身于乡村教育事业。用他们的儿女的话来说：“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妈妈是学生们的妈妈。”
1957年，甘祖昌、龚全珍携全家从新疆回到家乡务农。甘祖昌坚决拒绝组织上给自家盖房子，而是和弟弟们挤住在老祖屋里。夫妻二人还无私地拿出工资支持农业生产、资助乡村设施建设、帮助有困难的乡亲。仅乡政府有据可查的捐助，金额就达8.5万元。
有人问甘祖昌：“你把钱都用到大家的事情上去了，这当然好，可也得为子女想一想，你什么也不留给他们吗？”甘祖昌回答：“我们要把光荣传统留给后代。”
一家人刚从新疆回到老家的第三天清早，天还未大亮，沿背村的屋场上就出现了“一大五小”的捡粪队。除了每天清早捡粪，甘祖昌还给五个小孩制定了寒暑假割草任务：12岁以上的孩子，割草240斤；10岁到12岁的孩子，割草120斤；8岁的孩子，也要割五六十斤。
1962年，弟弟们和大哥分了家。当时，龚全珍吃住在学校，只有每周六晚上回家一趟；甘祖昌则忙着农业生产早出晚归不着家；大儿子上初中住校、小女儿在三叔家，只剩下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儿子、8岁的大女儿、6岁的二女儿和4岁的三女儿。没有大人在家怎么办？13岁的小儿子带头担起家务事，一人摘菜、洗菜、炒菜，还割猪草、剁猪食；三姐妹则帮助哥哥喂鸡食。
小儿子离家读书后，家务接力棒又传到妹妹手中。到了年底，三姐妹挣了1000多工分。当得知这些工分只够吃饭、不够买衣服和交学费时，大女儿认真地叮嘱两个妹妹：“以后放假咱们更要多干活，多挣工分。”社员不禁哈哈大笑，“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有工资，还供不起你们？还用自己挣工分？”大女儿认真地回答：“我们不用他们供养，我们要自己供养自己！”
就这样，甘祖昌和龚全珍将生产劳动上艰苦奋斗、生活作风上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作为“爱”的“义方”交给了孩子们。
不带私心搞革命
1952年，同是南下干部的谷文昌和史英萍在福建省东山县结婚。从此，作为妻子加战友，史英萍随谷文昌风雨同舟、比翼双飞。谷文昌不仅在日记本上写下“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赤子心声，更用实践行动谱写了公仆精神；史英萍则是克服右手残疾带来的不便，担起抚育子女的重任。
一次，二女儿观看电影《上甘岭》后，回家兴奋地讲述电影情节。谷文昌冷不丁地问一句：“谁给你买的票？”二女儿回答：“收票的叔叔知道我是你的女儿，就放我进去了。”
谷文昌听后很生气：“县委书记的孩子就可以搞特殊吗？县委书记的孩子更应该按规矩买票。”他当即拿出钱，让二女儿去补票。这不仅是补一张电影票，补的还是“公私分明”的价值观。
植树造林，治理东山岛的风沙，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谷文昌的夙愿。谷文昌刚提出种树想法时，老百姓众说纷纭，认为“这个县长要做白日梦”，“东山要能种活树，那水就不往下流了”。
谷文昌先是带领全家人尝试种树，然后跟林业站的同志们反复考察和调研，进行小规模种植试验，终于找到适合东山沙土的树种——木麻黄，还发现了种植的最佳时机和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38公里的东山岛海岸线上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全岛412座山头穿上“绿衣装”。
作为南下干部的史英萍，在1952年就被定为行政18级，论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和文化程度也毫不逊色，可每次县领导班子要给她提职、提级，就被谷文昌拦住。仅仅因为她是谷文昌的妻子，在职务和工资上竟然长达32年都没有提升过。
直到1984年，谷文昌去世后的第三年，史英萍才按照政策提升为行政17级。对此，史英萍无怨无悔，几十年如一日地认真工作、帮助邻里、操持家务、教导子女，给予谷文昌特有的理解和宝贵的支持。
谷文昌去世后的一周内，史英萍就按照“老谷生前的交代”，拆了家里的电话，连同自行车一并上交给县里。
不要随便向组织上提要求
1950年，正值芳龄的徐俊雅结识了“文武双全”的焦裕禄。她全力支持焦裕禄工作，与他一起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度过一年多“最好的日子”，还与他一起奔赴灾县兰考，接受“除三害”的严峻考验。
在焦裕禄逝世后的40多年漫长岁月里，徐俊雅牢记焦裕禄“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随随便便向组织上提要求”的最后叮嘱，再苦再难都不向组织伸手，不仅承担起赡养两位老母亲、抚育六个年幼子女的家庭重任，而且肩负起焦裕禄精神的传承责任，对当年焦裕禄救活的孩子张继焦也“负责到底”。
不能不劳而获，要靠自己本事生活，是焦家家风第一条。焦裕禄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兰考县的一些单位送来招工通知书，有小学教师，有邮局话务员。大女儿很想去，但焦裕禄不同意。他对相关单位的同志说：“她长这么大，还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一定要找个又脏又累的活让她干，补上劳动这一课。”
最终，大女儿来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上班。在焦裕禄的“特殊关照”下，她被分配到最苦、最累的酱菜组，以至于一段时间里误认为父亲不喜欢自己。直到一天早上，焦裕禄陪她一起挑酱油担子，还亲身示范挑担子要领，她才真正领会到父亲希望她吃苦耐劳、靠自己本事生活的良苦用心。
焦裕禄临终前对大女儿说：“我死后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只有家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还把唯一值钱的二手罗马牌手表送给了女儿，并叮嘱道：“你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
“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是焦裕禄给孩子们的最多教导。在孩子们眼中，焦裕禄是慈爱的父亲，也是“抠门”的家长。1963年，5岁的二儿子嫌豆面馍太硬不好吃而随手扔在地上，这也就有了那个广为人知的“一块豆面馍”的故事。长大后的二儿子在兰考工作多年，像父亲一样访贫问苦，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三对革命伉俪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嘉言懿行，值得千千万万户家庭崇尚与学习。
（摘编自《解放日报》 崔海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