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初兴，很多党的优良传统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极大影响了党的形象。
1979年7月，华润公司工矿部的干部给邓小平写信反映，福建、广东一些领导以落实侨务政策为名，行受贿之实，明目张胆地伸手向华侨索取大量物资，还美其名曰“赠送”“捐献”。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他批示：“这个问题值得十分重视。对已发生的事件，建议中检委进行调查，对性质严重的，需要严肃处理，以儆其他。但最重要的是，在最短期内，制定出几条必须遵守的章程和纪律。”并提出：“由中检委为首，约集有关部门和粤闽两省同志，开一小会，拟出几条，报中央批准后，立即施行。”
当年下半年，中央纪委牵头组织、各有关方面参加，起草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简称《规定》）。邓小平亲自多次审阅过程稿，政治局会议也多次讨论。11月2日，邓小平在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为《规定》作动员报告，严厉批评了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要求高级干部带头严格执行《规定》，恢复和发扬党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为消除干部疑虑，邓小平还特意进行了说明：制定《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文革”前的一些好传统，反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特殊化；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把社会风气带坏，危害极大；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做起，不仅自己要自觉遵守这个规定，而且要做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的工作，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1979年11月13日，《规定》和邓小平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起正式下发到全国县团级，并通过各种形式传达。海内外各界反响强烈，从《规定》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坚强决心，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
《规定》内容共10项，对高级干部的住房、用车、食品供应、外出休养、文化娱乐、遗属生活安排等方面作出详细严格的规定。此后30多年里，《规定》一直实行，对于抓好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邓小平高瞻远瞩，及时发现问题，突破重重阻力，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化，带头执行，在正风肃纪中作出表率，体现出一名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本色。
（摘编自《人民日报》 张文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