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中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邓稼先以身许国，决心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深知这个“大炮仗”意味着什么，刚满34岁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出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在接受研制核弹历史重任的那天夜晚，他对妻子许鹿希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了它死了也值得！他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他对年轻大学生动员说，干我们这个工作，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做出的科学成果也不能发表论文。
此后28年间，邓稼先深藏身与名，全身心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制，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要么在科研院所里耗尽心血，要么冒着酷暑严寒到蓬断草枯飞沙走石的大漠戈壁，他东奔西走，风餐露宿，在试验场上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时光。大漠的风刀霜剑染白了他的鬓发，岁月的车轮碾过戈壁，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邓稼先虽然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但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勇担风险。在我国进行的前32次核试验中，他一共指挥了15次。在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危险时刻，邓稼先一直坚持与操作人员一起工作。这种不怕牺牲不惧风险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科研人员。1979年的一次氢弹试验中，飞机空投下氢弹，降落伞却没有打开，氢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正在现场指挥时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不顾阻拦，“你们谁也不要去，这是我做的，我知道。你们去了也是白受污染”。他冲进试验场，希望第一时间找到原因。他明白弹头里装的钚239的辐射有多厉害，但他也知道，这一颗弹头的造价有多高，国家投入有多少。他心里没有自身安危，只有国家利益，把国家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氢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白细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但邓稼先仍坚持工作，又回到基地继续指挥核武器试验。
（摘编自《学习时报》 黄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