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复杂而紧迫的现代化课题。在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人才成为现代化建设最为紧缺的资源。
然而，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整个社会弥漫着知识是最没有价值甚至是反动的无用之物的反智情绪。如何迅速扭转全党、全社会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正确评价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文化氛围，是邓小平率领全国人民开始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之前亟待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理论上澄清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是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坚定地追随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问题却成了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断遭遇困境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标志，正在经历空前的变革，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面对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首先妥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分别就科研机构和管理体制、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性质，特别是对新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等，进行了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讲话。在座谈会上，当听到科技人员要用很多时间跑器材时，他敏锐地意识到现行科技体制制约了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他说：“我现在仍主张搞‘三套马车’：一个是配备党委书记，多半是外行，但对科学教育事业要热心，当然找到内行更好；一个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管后勤的，即后勤部长。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科学院党委在一定意义上讲要成为一个后勤部，教育部也要兼后勤部。条件没有，资料没有，又不努力创造条件，科研怎么能搞上去？”
座谈会上，在谈到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精神压力时，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工人在井下和高温条件下工作是高强度，但教员的劳动强度也不低，辛苦得很。”这就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为彻底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还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高度，阐明了重视科技教育、重视并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意义。邓小平对当时迫切需要澄清和解决的关于如何看待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关于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关于体制和机构、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关于后勤工作（涉及到接受华裔学者回国和派人出国留学）、关于学风等问题提出了六点意见。这些意见成为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大会的重要指导思想，并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这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针对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歧，作出的最明确、最有说服力的政治判断，在理论上澄清了党内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诸多疑惑，为我们党正确制定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建强尖端科技领域人才队伍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思想，远远超越了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的传统认识，他以全球化的视野，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人才资源战略的高度，强调知识分子是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因此，邓小平率先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着重强调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才资源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注重建强尖端科技领域知识分子队伍。在第二次复出后，他就开始大力整顿科技、教育系统，会见旅美旅欧的华裔科学家，了解和掌握世界科技发展动态。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自告奋勇要求分管科技教育工作，频繁地接见、会见参加各种科学会议、来华访问的尖端科技领域的中外科学家，关注世界尖端科技发展现状，详细了解世界发达国家尖端科技发展的情况，十分慎重、高效地处理和批示中外科学家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各种建议、来信，保持着与众多华裔科学家的紧密关系。
如何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20年奋斗目标，邓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要抢时间，前10年要为后10年作准备，其中重要的准备是要调动几百万骨干知识分子的力量，坚决改变在实际工作中知识分子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状况。他把发展科技，特别是优先发展高科技作为优先方向，对每一个高科技项目都亲自过问，提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不要失掉时机，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要占有一席之地。1983年，邓小平亲自批准了一个高科技项目——用于高能物理实验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的大型科研装置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1988年工程竣工并实现首次对撞试验成功后，邓小平再次视察时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家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意见和建议，高瞻远瞩地迅速加以落实和实施。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李政道先生建议中国应建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由第一流科学家负责。邓小平立即表示：“这是一个新方法，我们没有经验。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对不对，管它成功不成功，试验一下。”仅仅半年之后，1986年2月，国务院便宣布成立由著名化学家唐敖庆任主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进入新时期，邓小平面对科技队伍知识老化、年龄老化的问题，十分焦急，力主在科研工作、科研项目中不拘一格地发掘人才，特别是培养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以保持科技创新活力，并把发现人才、爱护人才，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作为各级领导的职责。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新时期留学生制度也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落实，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
针对“文革”十年“使我们耽误了一代人的时间，影响了二十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有才干的年轻人要上去，学术界才能活跃，光靠老同志还不行。论资排辈的状况一定要改变。”1979年11月，在出席中国科学院建院30周年的茶话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世界科学发展史说明，在科学领域里做出杰出贡献的往往是中年人和青年人。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要做出了贡献，符合研究员、教授的标准，哪怕只有三十岁，也要把他们提拔到研究员和教授的岗位上，给予应有的学位和技术职称。”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窥见邓小平对人才的渴求和对发现、培养人才的积极倡导。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仍有许多困局需要破解，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思想，对于指导当下我国的人才发展战略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仍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武陵学刊》孙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