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每逢春节、清明，“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成为福建东山百姓们至今未变的习俗。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谷文昌永远活在了百姓心中？从他计较与不计较的些许侧面中，也许会有答案。
20世纪50年代，东山县买回了一辆旧汽车。谷文昌交代秘书：“车子出门要登记，不管是谁，无三不出门。”然而，不可能总会凑齐3个人，因此谷文昌难得坐车出门。谷文昌总是骑一辆自行车下乡调查、劳动，他说：“还是单车用起来方便，和群众容易搭话。”
1962年，经过十余年的治沙造林，几乎累垮的谷文昌被上级强令去漳州检查身体。通讯员陈耀水陪着谷文昌到了漳州接待处登记住宿时，按规定谷文昌可以住有卫生间的房间，但听说住一个晚上要10元时，谷文昌连连摆手说，何必住这么贵的房间，不能增加东山人民的负担！于是两人找了一家很差的旅社，住一晚每人只要1元2角。谷文昌计较的是，一粥一饭，每一个铜板都来之不易，在生活和待遇上挥霍浪费，就是加重人民的负担，对群众劳动血汗的亵渎。
谷文昌在龙溪地区任职时，由于物资匮乏，买啥都得凭票，儿子谷豫东在高中同学怂恿下以父亲的名义买了烟。谷文昌得知此事后，不仅狠狠地训斥了儿子，还领着他到小卖部向阿姨道歉，检讨自己没教好。谷文昌进一步明确了家规：不允许揩公家一点油，不允许沾自己一点光。
1969年，谷文昌全家被下放到宁化。妻子觉得委屈，谷文昌则说，当初南下时，我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个人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女儿谷哲慧面对家庭境遇也心灰意冷，对加入组织心怀顾虑，谷文昌得知后，耐心开导女儿：“一个人不能没有信念……不能因为受了委屈，就丧失信念。”
谷文昌妻子史英萍是南下干部，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每次遇到提职、提级、调工资时，谷文昌就首先反对。他多次对妻子说：“不要计较职务与工资，和群众相比，咱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32年工作中，史英萍的职务、工资级别都没有提升过。1964年，谷文昌调到福州任林业厅副厅长，有关部门提出可以将当临时工的女儿谷哲慧转为正式工，随父亲一起去省城。谷文昌坚决不同意，他说：“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我女儿。”后来谷哲慧的多次转正机会，都被谷文昌叫停，15年后才成为正式员工。
（摘编自5月11日《人民政协报》 王厚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