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明灯——中共南方局在重庆》。 （油画）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柜里，有一本《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共5期）合订本。长19.9厘米、宽13.6厘米、厚1.8厘米，纸张泛黄而略显陈旧，是国家二级文物。这份珍贵历史文献的编辑者暨捐赠者，正是时任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
这本内部油印刊物，真实记录和介绍了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经政策、经济建设情况，搜集整理了囊括大后方工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丰富数据，揭露了国民党当局贪污腐败和民族工商业在官僚资本压迫下的不断衰落，凝结着许涤新和经济组深入群众搜集研究国统区财经资料的智慧和心血，是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光辉典型。
“在经济组工作中，较困难的是搜集国民党统治区的财经资料”
《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共编辑油印五期，对大后方财经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经济论述最为详实，涵盖矿产资源、农业、工业、财政、金融、物价、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内容，其中既有对重庆钢铁、自贡盐产、四川金融、玉门石油、广西矿业等地域产业经济的记载，也有对大后方新设工厂、重要矿产、资本总额等数据的搜集，甚至还有对当时重庆每周物价的观察记录，综合再现了抗战大后方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可以说是研究战时重庆和大后方经济史的重要佐证史料。
《经济问题研究资料》能够成为如此有分量有价值的大后方财经资料，离不开周恩来和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
周恩来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曾在为南方局党员干部作报告时严肃指出，实行科学领导“正确的决定问题”“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1940年12月，南方局经济组成立，组长为许涤新，成员有洪沛然、蔡北华、古念良、方卓芬、刘志诚等。周恩来特意指示许涤新，作为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作组之一，经济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财经政策，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资料和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许涤新接手经济组的工作后，就意识到“在经济组的工作中，较困难的就是搜集国民党统治区的财经资料”。
当时，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都负有调查研究的任务，每人将自己及自己联系对象所知道的各种情况，定期向组织汇报，集中在周恩来那里，最后上报延安。童小鹏回忆：“在南方局机构中，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情报部门，有些时间有个别的同志专门管这工作。工作是南方局全体同志共同进行的，包括地方党、统战人士、民主党派、进步的青年和朋友都做这项工作。就连《新华日报》的报童、办事处的采买，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都做社会动态的调查研究工作。”
基于这种情况，许涤新首先向南方局组织部、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下属的青年组和妇女组以及《新华日报》等机构，寻找国统区财经领域的线索。后经过反复研究，许涤新先后与交通银行的杨修范、中国银行的沈镛、重庆电力公司的陈希、邮政储金汇业局的黄思静、重庆工业合作协会的严希纯、资源委员会的杨少任、海关的林大琪等取得组织联系。还利用《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与重庆新闻界经济记者建立了联系，多方面搭建了信息渠道。
在许涤新和经济组的领导下，这些同志贯彻党中央“十六字”方针和南方局“三勤”“三化”工作方法，深入重庆金融界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机关、企业和民族工商业团体，广交朋友，扎实开展调查工作。
经济组还利用同乡的关系，和国民党财政部、税务局的一些职员取得联系，获得了国民政府年度、季度财政报告和税收统计等机密资料。
这些从各方面搜集来的经济资料，经整理研究后均由许涤新再综合写成书面报告，送周恩来或董必武审核后呈送延安党中央。
经济组成绩“为以前所不及”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的情报搜集和调查工作，曾让长期负责国民党中统局的徐恩曾赞叹不已。他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南方局统战工作中形成的多层次资料搜集和社会调查“联络图”。
他谈到，“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其辐射线却四通八达”“透过冯玉祥、邵力子去影响国民党上层”“利用章伯钧、罗隆基去影响其他党派”“透过郭沫若、田汉去拉拢文化教育界”“利用渗透在蒋夫人领导的‘战时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中的刘清扬、曹孟君去做妇女工作”“还有宋庆龄和她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共产党重要干部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也就是国民党先烈廖仲恺的女儿，一
个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际主任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后者是德籍犹太人，精通英、法、俄、德、西、波六国语言。宋庆龄主持一个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侵略运动委员会中国分会’，一面和外国记者在渝的友邦人士保持接触，一面则和国民党上层联络，他的两个女秘书则专做外国记者和在渝友邦人士的联络工作。”
徐恩曾专门提到，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就是“共产党的情报机构，如同普通的报馆一样，新华日报设有一个‘资料室’，但其编制比一般的报馆资料室特别庞大，工作人员多至八十余人，显系利用资料室的名义为掩护，进行搜集情报的工作。”
他最后总结道：“这些还是可以看得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所看不到的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
以此类推，在经济组卓有成效的工作下，这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辐射线索共同组成了周恩来领导下以许涤新为核心的经济情报资料联络圈，在国统区实施社会动态的调查研究，为获取重要经济数据奠定了基础，从而形成了《经济资料问题研究》等调查研究材料，为延安党中央了解国统区财政经济状况提供了大量可靠资料。
经济组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为南方局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钱之光回忆，周恩来在一次同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中，列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而由于国民党政府四大家族控制外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向工商界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夺的真相，使到会人士都震惊不止。与会的工商界人士感叹：“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
1942年3月春，周恩来专门向中央统战部报告经济组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称一年来经过经济组的工作，已恢复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十余处旧关系，发展了重庆电力厂、邮汇局等十余处新关系。在收到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后，加强了银行小组，并组织了一个有工程师、技师和银行职员参加的七人调查会，又组织了一个以外勤记者为核心的调研组，还参加经济座谈会，已编辑出版一种《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一年中，收集了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方面的材料100余种。周恩来由衷赞誉经济组成绩之显著，“为以前所不及”。
（摘编自《红岩春秋》2023年第8期 王启海 丁英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