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首战。（油画）
革命战争时期，信息鱼龙混杂，要对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和推理，就必须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造诣非常深厚，他做到了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善于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客观事物。
全局思维
正确的决策必须是从全局出发的决策。只有从全局出发，才能对组织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有利，才能算得上是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高度重视全局，他说：“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他认为那种“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的决策思想是‘小生产者的近视’，是每个决策者应该反对的短视行为”。他还认为，要把握全局，就是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因为“只要解决了事物的主要矛盾，事物的其他矛盾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既独立，又互相衔接，联为一体。三大战役的成功，正是毛泽东运筹帷幄、运用全局思维的结果。
辽沈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局之战，先打哪里意义重大。毛泽东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出发而不单单从辽沈战役的成败出发，决定先打离我军较远、中间还要经过几个国民党军团重兵把守地区的锦州，而不是离我军最近的敌人守备薄弱的长春。因为锦州是华北通往东北的门户，如果打下锦州，就可以关门打狗，把驻守在东北的敌军就地消灭，为今后解放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战争减轻压力；而如果先打长春，即使能打下来，也会打草惊蛇，让驻守东北的其他敌军跑掉，对今后的战争造成不利影响。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考虑非常正确，锦州解放后，东北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就成了孤军，被解放军各个击破，东北全境很快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结束后，驻扎在平津一带的傅作义集团做好了如果战事不利，就向南向西逃窜的准备。虽然国民党军采取撤退的措施，解放军可以不战而取得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但国民党撤退的部队必然会加强长江防线，对于今后的渡江作战不利。毛泽东经过仔细研究后决定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傅作义集团最终接受和平改编，为后来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等省的快速解放提供了良好范例。
辩证思维
要正确认识事物，必须把握事物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和其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才能从整体上、本质上完整地认识事物。由此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才能准确、全面地认识事物。
毛泽东非常重视辩证思维，他说，“我们认识事物必须全面，既要看到事物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坏的一面，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好的方面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坏的方面也可以引出好的结果；看到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要忽视统一，看到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要忽视对立”，“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弥漫着两种论调：一种认为中国可以速胜；一种认为中国如果坚持抗战，必定亡国。毛泽东经过对中日两国的辩证分析，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速胜论”只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意志，没有看到中日之间的巨大差距；“亡国论”只看到了中日之间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差距，没有看到中国在其他方面的优势。毛泽东认为，“日本是经济、军事强国，但它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而且日本是小国，人力、物力并不充分；中国虽然国力比较弱，但中国抗战是反抗外敌侵略的正义战争、是进步的，必然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土面积广大，人员众多，能够支持持久作战。”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毛泽东得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的结论。
前瞻思维
决策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未来的，这就决定了决策者必须能够根据逻辑关系及事物运作的内在规律，探索事物变化的新动向或新规律，能够先知先觉、具有前瞻性。毛泽东把这种前瞻性叫预见。
毛泽东认为，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他认为预见并不神秘，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本质上是矛盾转化的过程，事物的原有矛盾不断地转化为新的矛盾，这种转化是过程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无论旧过程的完结，还是新过程的发生，都体现着质变量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就意味着，在该事物前一阶段发展过程中，已经孕育和规定着后一阶段发展过程的基本途径、主要特征和可能结果。因此，只要决策者对于事物的目前情况有正确认识，准确地把握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阶段，就可以预见它的未来发展方向。”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将来夺取全国胜利之后，有些共产党员可能会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不思进取，追求享乐；甚至贪污腐化、被敌人利用。所以他未雨绸缪，敲响警钟，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教材”。
1949年3月，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为防止“其亡也忽”悲剧的发生，他再次敲响警钟。他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沫若1941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并加发了《编者按语》，教育全党不能做李自成。
毛泽东的预见没有错，新中国刚刚成立，革命队伍中确实出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现象。毛泽东的前瞻性警钟，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党员干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对新生政权的巩固起到重要作用。
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现象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属性，是对事物正确的反映。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必须能够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
毛泽东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有人评价毛泽东说，不论读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他都能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挑起内战，彼时，国共两党实力悬殊：国民党是执政党，占领着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拥有很多美式装备，总兵力约430万人，而且陆、海、空军齐全；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只有陆军，没有海军和空军，装备很差，真正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敢不敢应战表示怀疑。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从根本上看透了国民党外强中干的本质，极大地增强了军队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
（摘编自《探求》2023年第5期 宋玉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