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1897—1943年），吉林公主岭人，曾留学日本，是著名爱国实业家。他曾在奉天（今沈阳）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创办《新生》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救国；出任新疆学院（新疆大学前身）院长，致力于把新疆建设成抗日根据地，一生在瓷业改革、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建树颇多，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业救国，积极抗日
1916年，杜重远从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毕业后，回家乡任教。这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一震惊全国的事件，深深刺痛了年仅19岁的杜重远的爱国之心。他认为中国之弱，主要在于实业不振，于是决心尽自己所能为国家作出贡献。
1917年，杜重远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1923年，杜重远毕业回国。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倾全力发展我国的瓷业，在奉天创办肇新窑业公司。杜重远决定第一步先办砖瓦厂，第二步再办瓷器厂。1924年，他兴建了一座烧红砖的新式轮窑，从而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对砖瓦业的垄断局面。1927年，杜重远开始按瓷器生产要求扩建厂房和购置设备，整个工程于1928年春竣工。1928年8月正式投产，1929年出品300余万件，1930年出品600余万件。“取原有之日货而代之，每年所挽回的利款可达一百万元以上”。杜重远的报国之志有了实际效果，他兴奋异常：我们就是要“为国家贮蓄实事，以实力来御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将杜重远视作“抗日巨头”，他的瓷器产业毁于日本人的炮火。杜重远被迫携全家人流亡上海，但仍旧没有放弃实业救国理想。后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他于1934年来到江西，振兴日渐式微的景德镇陶瓷产业。此后，杜重远经常奔波于上海和江西之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他创办九江光大瓷厂，并出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继续从事陶瓷业的兴建。其间，他主动接济东北家乡流亡关内的学生，并多次筹措资金资助抗日救国事业。
以笔为剑，宣传抗日
在上海期间，尽管实业救国举步维艰，杜重远仍旧通过撰文、办刊等方式，积极投身到宣传抗日救亡的大潮流中。他一边担任“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总干事，积极推进“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一边为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撰写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为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杜重远从1931年到1932年行经八省，遍访十余城市，作过近百次讲演。当他听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决心“打到最后一人和最后一弹”时，心情激动不已，遂提笔写下《民族异彩》的通讯报道，高度赞扬“一·二八”抗战精神，并号召对日作战“须全国共同起来作积极的奋斗”。邹韬奋高度称赞杜重远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为着抗日救国主张，四方奔走呼号……正因为他有实践的经验，不是为做文章而做文章，所以他的作品感人特别的深，使读者得到益处特别的厚”。
1933年12月，《生活》周刊不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查封无法复刊。为了延续和扩大抗日宣传，杜重远通过自己实业家的社会关系和特殊身份，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登记备案创办《新生》周刊，自己担任总编辑和发行人。1934年2月，《新生》周刊创刊，明确把“为救民生存而奋斗”作为办刊宗旨，主张抗日、反对妥协。当时的文化名人胡愈之、邹韬奋、柳湜、毕云程等都是该刊主要撰稿人，杜重远本人则经常在“老实话”栏目撰文，揭露日军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罪行，文章通俗生动、深刻沉痛，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登了并无恶意的《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却借机提出“有辱天皇”“有碍邦交”的无理指责。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查封《新生》周刊，杜重远也因此入狱。《新生》周刊尽管存续时间不长，但其最高发行量曾达10万多份，为抗日救亡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把新疆学院办成“第二个抗大”
入狱期间，杜重远受到周恩来等人的关怀，并与中共地下党员有了较多联系，开始阅读一些马列著作，逐渐懂得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道理，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真正抗日，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1936年9月，杜重远刑满释放，随即赶往西安与张学良等共商大计，对张学良转变思想并促成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10月，杜重远到新疆首次考察。回到武汉后，他向周恩来汇报了新疆之行，并提出想再次去新疆，把新疆建设成抗日根据地，培养干部，作持久战准备的建议。在周恩来同意和支持下，1939年1月，杜重远抱着“为祖国奠定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到新疆安家。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委任杜重远为新疆学院院长。
为了解决师资不足问题，杜重远聘请沈雁冰、萨空了等人来校任教；请来赵丹、于村等人发展新疆文化事业。当时新疆书籍匮乏，他给邹韬奋写信说：“新疆学院，除一座旧营房外，别无长物，不要说物理化学，生物卫生种种设备，连教课的书籍也不完全，真是一座沙漠荒地……”在朋友帮助下，杜重远购买了三卡车书籍带到新疆学院。杜重远对学院的教学内容也作了调整，增加了联共（布）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并强调教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自己身体力行，在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时，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呼吁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
杜重远在新疆学院办学期间，是新疆学院充满生机、兴旺发达的时期。他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始终坚持抗日斗争，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各族爱国青年，因而受到新疆各族人民和各族青年的敬重。当时内地的人们称新疆学院为“第二个抗大”。
杜重远一心扑在新疆教育事业上，宣传爱国进步思想，赢得了当地人的爱戴，却引起了反动军阀盛世才的嫉恨。1940年，杜重远被软禁。其间，周恩来、宋庆龄等人曾设法营救，但是盛世才一意孤行，最终于1943年9月将杜重远秘密杀害。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指出：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杜重远先生等“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遭受牺牲，他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牺牲，为人民尽忠的永久典范。他们和一切为救国运动献身的人民英雄们将永垂不朽！”1983年，在杜重远被害40周年时，邓小平题词：“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邓颖超题词：“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