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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秘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25-07-10 12:03 作者:张建军

保密工作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既是遵守党的纪律规矩的具体体现,也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2024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开始施行。我们深情回顾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力行做好保密工作的光辉事迹,对于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始终把“保守党的秘密”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用实际行动诠释忠诚于党的铮铮誓言。

毛泽东同志在秘密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初,便将生死置之度外。1923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后,他仍然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开展了一系列更加隐秘的革命活动。无论是赴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是到湖南秘密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抑或是在上海中央领导机关履行“中央局秘书”职责,始终一心为党、忘我工作。1925年,他和妻子杨开慧回到韶山,深入农友,秘密建立中共韶山党支部,并领导了“平粜阻禁”谷米斗争。军阀赵恒惕闻讯,急电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泽东”。所幸他事先闻讯、化装为郎中,顺利脱险。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赶赴铜鼓秘密发动秋收起义的路上,不幸被民团抓住,最终脱险。对这件事,他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死里逃生。毛泽东同志为革命可谓九死一生;而杨开慧等亲人的牺牲,对他无疑都是沉痛的打击。即便这样,毛泽东同志始终坚守理想、坚定信念,在对敌斗争中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邓小平同志早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期间遇到“最大的两次危险”。一次发生在1928年4月15日。那天,就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捕的前一刻,他刚刚离开现场,因而幸免于难。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说:“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同年还发生了另一次危险。当时,邓小平同志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住一处。中央特科得到内部情报,说巡捕发现了周恩来同志的住处,便立即通知他们搬家。但邓小平同志没能接到通知。当他回家敲门时,巡捕正在搜查。万幸的是,里面有个特科内线,听到敲门声,故意答应了一下。邓小平同志一听声音不对,马上就离开了。对此,他后来不无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我们在上海作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尽管如此,他始终为党工作、矢志不渝。正如他当初在苏联写下的自传那样,“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定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任弼时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执行党的任务时曾两次被捕。面对敌人酷刑,尽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特别是1929年那次被捕,敌人威逼利诱,还施以电刑。当时被捕入狱的周朴农曾经回忆,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后对我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正是在他的教诲和带动下,周朴农始终坚贞不屈,与敌人顽强斗争。生死抉择时刻,他们宁肯牺牲自己,也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坚决做到了严守党的机密。

严守保密纪律,始终慎之又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老一辈革命家经过长期斗争实践,深知严守纪律特别是严守党的保密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严字当头、慎密不怠。

陈云同志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他同时强调:“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并且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任何党内的不对外公开的事件,不准任意向党外宣传;任何对其他党员没有必要说出的秘密事件,不准在其他党员中乱说。”

邓颖超同志在《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中披露周恩来同志严守秘密的往事。他们婚后约定并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周恩来同志在紧要关头,尤其守口如瓶。邓颖超同志回忆他去领导南昌起义时记述道:“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保守机密,慎之又慎。”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他对保密工作尤为审慎。皖南事变前,为应对不测,他和朱德、王稼祥1940年12月致电叶挺、项英:“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随后再次电告叶挺、项英:“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淮海战役时,他在给总前委的电报中叮嘱:“此电只发刘陈邓,请小平负责于粟谭至你处开会时,给粟谭二人一阅,阅后焚毁,保守机密。”

坚持以身作则,确保秘密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按党章办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方面,坚持以上率下,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刘少奇同志自己严格保守秘密,对身边人员包括秘书、警卫等以及家人也都从严要求,强调绝对保守党和国家机密。秘书吴振英、刘振德曾撰文道,“1953年5月间,刘少奇同志曾专门召集秘书人员开过一次会,向大家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坐得住;二是靠得住;三是不要想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作为。”其间特别提醒,“你们看的文件多,知道的事情多,这就要求你们保守机密,遵守纪律”。刘少奇同志多次强调:“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对谁都是这三句话,包括对我的孩子们也都一样。”一次,刘振德接到重要通知,即向刘少奇同志报告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王光美同志以及一个孩子。刘少奇同志听了,表情瞬时变得很严肃。事后,王光美同志告诉刘振德,有“小耳朵”在场,就不要谈工作上的事情,“少奇同志对家庭成员的保密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从不向我讲不该我知道的事情。”

在保密方面,陈云同志对家属要求非常严格。在延安时期,他同妻子于若木就达成默契。当时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于若木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们之间谈话,从不涉及单位工作。如遇到有人来家汇报工作,于若木同志总是主动回避。多年后,于若木同志回忆:“窑洞是里外间,领导同志来找他谈话,我没地方呆,只好到院子外面的山坡上呆一会儿。”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对家人要求同样严格。他的女儿曾回忆:“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的时候,父亲主管国家经济工作,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实行了高价商品,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妈妈买了一床毛巾被,就是高价商品,买完以后还挺高兴的。等到第二天报纸登出来,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今天起,所有的商品都降为平价。我母亲就有点抱怨他,怎么不说一声。爸爸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历经多年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陈云同志早已经把保守党和国家秘密作为铁律、形成习惯。

高山仰止,见贤思齐。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国家安全内涵日益丰富、内外因素错综复杂等新情况,我们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推进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保密工作,关乎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关乎国家安全、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复兴,要强化使命担当,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实际行动履职尽责,努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任编辑:林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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