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了一则公孙仪嗜鱼但拒鱼的故事：“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孙仪不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彼必不能长给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既无受鱼而不免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故事讲的是鲁国宰相公孙仪喜欢吃鱼，很多人送他鱼却一概拒绝，他的理由是，如果接受鱼，就会导致枉法，最终会被免去职务；如果不接受送的鱼，他的宰相官位就不会被罢免，虽然不能吃别人送的鱼，却能够长期自己买鱼吃。
公孙仪明白“鱼”背后的玄机。那一条条鱼，其实是诱鱼的饵、钓鱼的钩，隐藏着日后身败名裂的祸端。在欲与利、贪与廉之间，需要做出明智的取舍。他“嗜鱼而不受鱼”的选择，在于懂得权衡，在得失的天平上称量出“廉”的分量。“拒鱼”的背后，是为官者的清醒。公孙仪的智慧在于，他洞悉了“受鱼”与“为相”之间的负向传导关系。其“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的冷静考量，揭示出“苟有所与，必有所取”的潜在规则。那些鱼不是送给公孙仪的，而是送给他手中权力的，目的就是通过小利钓起大利、谋取私利。公孙仪以“拒鱼”划清界限，不将口腹之欲变为行贿之人的突破口，是在物质诱惑前经过理智权衡的聪明之举。
《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了一则子罕不受玉的故事：“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这则故事说的是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玉石，将其视为珍宝献给子罕。子罕却不肯接受，对献玉人说：对我而言，“不贪”才是真正的珍宝，若是收下你的玉，我们就都失去了各自的珍宝。在子罕眼中，被世人争相追逐的美玉固然可宝，但一个人心中坚守的廉洁，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道出了物质占有与内心富足的分野。
“拒鱼”与“拒玉”，前者是理性的克制，后者是内心的坚守。公孙仪的“拒鱼”，以“受鱼则失位”的利害权衡，划出了权力与私利的界限。这种廉洁建立在现实考量之上。而子罕的“拒玉”则超越了功利计算，他以“不贪为宝”，将廉洁升华为一种精神追求。公孙仪表现了权衡利弊、深谋远虑的为官之道，子罕则以“内无妄思，则外无妄动”彰显了道德上的高标。
如果说公孙仪的“拒鱼”展现了为官者的底线，那么宋国贤臣子罕的“拒玉”则诠释了从政者的道德高度。“拒玉”之举，是超越功利层面的价值选择。子罕将“不贪”奉为珍宝，与“不宝远物，则远人格”的政治修养一脉相承，诠释了为官从政的精神品格。他视美玉如寻常顽石，却将廉洁奉为无价之宝，这一价值排序，彰显出“德重于物”的政治操守。廉洁之心存于自知，廉洁之念在于自觉，外在的行为源于内在的道德，从“不敢”到“不想”，这是一种精神境界上从“智”到“德”的升华。
明代薛瑄在《从政录》中将廉者分为三重境界：最低者“畏法不敢取”，中等者“尚节不苟取”，至上者“明理不妄取”。这三个境界，恰似从“拒鱼”到“拒玉”的升华过程。最高境界的廉洁，已然将“不贪”内化为精神印记，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诱惑中，始终保持着“我心有主”的澄明。这种穿越时空的廉政智慧和品德，至今仍能给为官从政者提供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