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陕西文化艺术事业以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为骨干，吸收大批原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及民间艺人，组成一支庞大而全新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遵循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和上演了大量为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并对陕西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行许多新的探索和改革，陕西文化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文学新发展
1950年９月西北文联的成立，揭开西北和陕西文学艺术史上新的一页。文联汇聚了一大批艺术名家，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诗歌创作的柯仲平，不仅在当时很有影响，而且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作有《边区自卫军》《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从延安到北京》等。郑伯奇是早期创造社成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代表作有短篇戏剧集《抗争》、电影剧本《时代的女儿》等。马健翎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戏剧家，他对秦腔古老剧种进行改革，创作的《查路条》《十二把镰刀》，被艺术界誉为新秧歌剧“开先河的作品”。
在柯仲平、郑伯奇、马健翎等一批革命作家带动和影响下，陕西文艺界创作出不少优秀作品。其中柳青的《铜墙铁壁》及其长篇巨著《创业史》（第一部），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王汶石的中篇小说《黑凤》、戈壁舟的诗集《延河照样流》、农民诗人王老九的《王老九诗选》以及魏钢焰、李若冰、胡采等人的诗作、散文、文学评论等，在中国文学界都占有重要地位。
艺术促繁荣
陕西的美术、电影、曲艺、杂技、木偶、皮影、音乐、舞蹈等艺术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得到迅速发展。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以刘文西为代表的、在此后形成的“黄土画派”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陕西电影事业逐步形成比较完整体系，西安电影制片厂成为西北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电影制片基地；陕西曲子、长安道情、陕北说书、洛南静板书、榆林二人台及快板、相声、独角戏等，形成独特而完整的艺术形式，涌现出王老九、谢茂公、邹永学、韩起祥、张玉堂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艺术名人；在艺术教育方面，先后建立西北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前身）、西安音乐专科学校（西安音乐学院前身）、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等高等艺术院系，陕西省艺术学校、陕西省电影学校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富平、华县、大荔等地的民间皮影队（社），几次进京参加全国皮影调演，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陕西的音乐、舞蹈继承延安时期群众性、民族性的光荣传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
戏曲巧创新
陕西是中国戏曲梆子声腔剧种的发源地之一，唐代的“梨园”就在西安。经过历史演变，逐渐形成以秦腔、眉户为代表的２６个地方戏曲剧种。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处，根据中央“推陈出新”文艺工作方针，领导西北地区戏曲改革。陕西省对全省戏曲团体进行以“改人、改戏、改制”为中心内容的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把头，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发展集体和公有制剧团，加强新戏创作和旧剧改编，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发展。
1951年７月16日，遵照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西安市政府将西安易俗社正式改为公营。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汪锋等到会祝贺。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秦腔是西北人民，特别是陕西人民最喜爱的戏曲，易俗社在西北人民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应当受到特别重视，他还指出秦腔改革的方向。
教育大变化
陕西教育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50年起，小学全部改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印的新课本，中学除精简不必要的旧课程旧教材外，文史课也改用新教材；取消国民党以毒化奴化为目的的训导方针，在学校设教导处，建立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建立班务委员会、学生会等，废除一切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制度；在教学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改变过去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为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在教会学校中，禁止宣传迷信，禁止强迫学生接受宗教、做 “礼拜”等；对师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肃清反革命和封建法西斯思想。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废除了旧的教育制度，实现了党和政府对学校的领导。各类学校贯彻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逐步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过渡，为陕西教育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工农教育方面，省委、省政府贯彻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精神，实行学校向工农开放的政策。从1950年到1952年，在延安、绥德、榆林、安康、西安、咸阳等地成立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班）等新型学校7所，入学人数达1277名，许多工农干部、劳动模范、产业工人受到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中有些优秀学员还上了大学，接受更高级的教育。
1956年，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精神，陕西省及时召开干部、职工、农民各种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的专业会议，由省、县、社分别编写３ 种识字课本，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实际。据统计，全省参加扫盲和各类专业学习的共有213万多人，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省成人业余学习的第二次高潮。
陕西的高等教育是在陕甘宁边区高等院校和接收改造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1949年至1956 年，从接管改造旧大学入手，进行了学校整顿、教学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陕西高等教育得到较快发展。这一时期，为支援西北建设事业，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沿海地区的一些高等院校迁到西安。1955年国务院决定，把在上海的交通大学迁往西安。
７月２日，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通知》，指出：“根据中央指示：高等教育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及国防建设的要求，必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计划相配合。根据以上精神，经我部研究并已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你校自一九五六年开始内迁西安，并提前于一九五五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迁校后的最大发展规模定为12500人”。10 月，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交通大学开始基建，校址选定在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南侧，占地1260 亩。到1956年６月，完成包括中心教学实验楼等在内的近10万平方米基建任务，保证第一批迁校师生教学和生活用房需要。７月20日，交通大学部分教职工和家属来到西安；８月10 日，大批教职工、学生和家属乘专列由上海迁往西安。９月10日上午，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交大迁校新址后的首次开学典礼，副校长苏庄在讲话中要求师生在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光荣传统的西安安家立业，为建设祖国美丽的大西北贡献力量。1956年９月交通大学西安新校开学时，学校共有学生3906人，教职工815名，随迁家属1200余人，共计约6000人。交通大学西迁铸就的“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成为影响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爱国奋斗的精神力量。
卫生立计划
陕西省依照中央方针和卫生事业五年计划，重新调整部署，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确立了“充实为主，发展为辅”的指导思想，加强了各工业系统的卫生保健工作。省级医院由综合医院向专科、疗养医院方向发展。到1955年，全省在城市有病床2469张，农村病床2167张，干部疗养床位390张，职工医院病床1237张。卫生防疫站5个，妇幼卫生所77个，联合诊所352个，专业技术人员8255名（其中西医师924名，中医师212 名）。兴平等７县1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成立了保健室。
1954年11月19日，陕西省第一届中医代表会议召开，名老中医景莘农、黄竹斋及医学界代表应邀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当场献出秘方、验方516个。随后，各县先后召开中医代表会议。1954年成立省中医巡回医疗队，省、市人民医院和县卫生院普遍成立中医科，任用中医师参加各级卫生机构，检查和纠正在贯彻执行中医政策中的错误，重新吸收中医进医院工作，并强调中西医团结、合作，坚持西医学习中医制度。中医很快在全省发展起来。
文保重修建
西安城墙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筑，始建于公元582年（即隋开皇二年）。
明洪武年间，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重建，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0年初，西安发生了多起破坏城墙拆运城砖的行为。３ 月25日，西安市政府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呈送《拆除西安市旧城计划》，提出：西安城墙下部普遍挖有防空洞并倒塌破坏严重，如果维修需要消耗大量工程费用，且旧城阻隔城乡、影响交通，妨碍新都市规划施行，而拆除城墙后（只保留四个城门楼），城砖可变废为宝用于其他市政设施建设。利用城墙遗留基础及城壕边空地，还可修建环城林荫大道、环城公园和环城河，既方便交通又美化环境，拆除城墙利大于弊，为此呈请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拆除旧城墙。
西北军政委员会３月26日回复称：“无故拆毁城墙卸运砖石，业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元月三日电令禁止，前陕甘宁边区政府已以通字一九三号通令转达各省、市、县人民政府遵照执行。现在既有拆运城砖情事发生，请即依据前令，分别制止。嗣后关于此类事件，应由你处主动地先行设法解决。”
４月1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致函西安市政府：“西安城墙砖石可供建筑之用，但目前尚无此需要条件，一经拆开，不仅有碍观瞻，且墙砖难以保管，势必造成浪费和损失现象，故所拟计划，应缓予实施，如需修建地下水沟，可拆除敌伪所建碉堡与守望楼等砖石应用。”西安拆除城墙的行动被迅速制止，西安城墙此后数年得到基本的维护保障，完整保持了古城墙的整体风貌和文物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