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办事是求真务实的，要真正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说
137个村中有贫困村79个，贫困户占比40%以上的村超过50个，最高的村达75.41%，有37974名贫困人口居住在“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高山深沟危险地段……
随着总队长制、“红黄绿”清单、“清零作战室”、……等一系列举措实施，平利县五年时间使贫困发生率降由22.4%至1.2%，79个贫困村全部高质量脱贫退出，全县“两不愁三保障”绝对贫困突出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2019年，平利县“户脱贫、村退出、县摘帽”全面达标。
组建攻坚“战队”
在脱贫攻坚最吃劲，在决战决胜的最关键时候，什么样的干部能统揽全局，什么样的机制实现响鼓重锤、尽锐出战？
在平利县137个村，137个脱贫攻坚总队长挑起担子，啃下硬骨头。
金沙河村是长安镇的深贫村，全村293户有219户688人都是贫困户，贫困发生率超过70%。
2014、2015年的金沙河村，基础设施差，主导产业无，但凡有点能耐的村民都奔出去了，人口从三村合并时的2000人锐减到900人。村民脱贫的积极性严重不足，“有一口饭吃就什么都不想”。
每个村都有潜在优势，金沙河村的优势就在生态环境好。作为县城7万多人饮水的水源地，金沙河村从一开始定下的产业发展道路就是生态脱贫、绿色发展。
几年的脱贫攻坚工作，让金沙河村兴起了茶园、山里经济、林下种植三项产业，实现了“人均三亩园、产业全覆盖”，但脱贫攻坚任务越往后越是“硬骨头”。虽然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发展产业、教育扶贫等方式已经覆盖贫困人口470多人，但仍有200多贫困人口缺乏合适的脱贫渠道。
到了2018年，长安镇金沙河村还有60户尚未脱贫。脱贫任务重、周期长，连续的疲劳作战已经让一些干部心生退意。
金沙河村里的脱贫帮扶由县水利局、长安镇等部门组成，加上村组干部，涉及县镇村三级。村官不好指挥县镇干部，关键时刻没有拍板定夺的人，使得脱贫攻坚的效率降低。“哪怕一些非常细小琐碎的事情，都要由驻村工作队向镇上、县上逐级汇报，有时最短半个月，最长两个月都落实不下来。”金沙河村第一书记王青山说。
2019年4月，正在江苏参加苏陕协作项目培训的金沙河村党支部书记彭涛接到通知，县委书记郑小东前一夜就住在了村里，第二天要在村召开现场办公会，讨论产业路的修建问题。
等彭涛赶回来，会已经结束了，修路的计划摆上日程，20天后开始动工，8月底正式修通。
这条产业路可费了彭涛不少劲，6.5公里长度连接的是山上的产业和山下的销售。但因为涉及土地管理、林业等多部门，再加上建设费用要300多万元，不光彭涛说话不顶事，工作队也协调不下来。
产业建起来了，产业路不通，产业成果就不能及时变现到老百姓腰包里。
村民黄朝新从2012年就开始种植烤烟，因为家里到村上没有产业路，来回都得靠人背。春季背肥料要抢时间，一个星期之内就要把10000多斤肥料背上去，一次背100斤，一天要往返20趟。
这是郑小东刚一担任金沙河村的脱贫攻坚总队长就着手解决的事，他以工作队的名义把各职能部门邀请到村上，现场办公，缩短环节，这项工作得以迅速推进。“现在路好了，以前要10天背的量，现在用车不到一个星期就运完了。”黄朝新说。
当总队长，就要对全村的脱贫攻坚任务负总责，在关键时刻能拍板，能担沉。
在贫困户退出的过程中，按照省上方案，需要按照程序先召开会议，对当年要退出的贫困户进行评议，再入户核实，一旦核实某一户不符合，退出标准，就等于前面的评议会白开了。
驻村工作队队长吴琴把这个情况当面向郑小东汇报，这个程序得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驻村工作队先入户对标“两不愁三保障”进行核查，全部研判合格后，再召开民主评议会评议，精简了工作环节。
帮扶干部以前到村主要是帮忙、帮扶，自从任命“总队长”后，就要对这个村负全责。“原来是客人，现在是主人。”县审计局局长陈晓军深有感触，“如果脱贫攻坚工作考核不合格，那么我们单位本年度考核结果就是不合格，不论你其它工作做得多么出色。”
4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在镇卫生院考察脱贫攻坚情况。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社区居民在锦屏社区的工厂生产毛绒玩具 冯雪峰 摄
西河镇水田河村的贫困发生率曾经达到38%，县审计局包抓之后，发现这个村不但地理位置偏远，山大沟深，产业基础薄弱，信访矛盾突出，还是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处处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村干部没有精力搞脱贫攻坚。
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土地流转，凡是要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大事，常常因为到会人数不够，无法通过实施，村里的发展一度陷于停滞。
陈晓军担任总队长之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村民们持续增收。响应全省猕猴桃“西果东移”的政策，水田河村引进了绿康猕猴桃合作社，建起了2000亩的现代农业园区。
没想到企业落地扎根却实在太不容易，企业建园陆续投资2800万，园区能带动120户贫困户就业，这已经占到了水田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半，但企业投资大，前期流转土地等环节已经先后支付了200万，又因为修路等问题始终在和村上、农户扯皮。
“村里在推动这项工作上不够主动，认为这是企业盈利的私事，而且一些项目资金靠他们争取不上。”陈晓军说，他当时就一个信念，这个企业不能垮，要是垮了，老百姓流转的土地怎么办？
陈晓军多次到村上开会，让“四支队伍”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企业落户不光是自己盈利，它还有较好的带贫效应。村里自己发展产业投入大、见效慢，风险转移到企业之后，对村集体壮大、村民增收都有好处，是件双赢的好事。
在总队长的推动下，企业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化解信访矛盾，争取多项项目资金，最终放下心来落户水田河村。2019年已经第一次挂果2000斤，售价高于市场价4倍，并且全部售空，今年还准备发展产旅结合，进一步带动贫困户就业。
村上的扶贫工作直接检验着总队长的能力水平，自推行总队长制以来，平利县脱贫攻坚工作节奏明显加快，效率和质量明显提高。
2019年，县摘帽、村退出各项任务在7月底已进入扫尾工作，比年初计划的9月底提前了2个月，户脱贫的各项指标已全部完成，各级干部下村工作时间和频率增加了30%以上。
茶农在蒋家坪村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采茶 李世峰摄.
总队长在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和镇作战部的统一安排下，统揽各项重点工作，统领村级帮扶力量，统筹解决困难问题，把攻坚拔寨的关键点位下沉到村到户到人。“把‘关键少数’、精锐力量聚集到村到户到人，把脱贫摘帽指标精准落实到村到户到人，构建以村为基本单元、以户为主要靶向、以人为主要对象的脱贫攻坚‘一线作战体系’。”郑小东说。
把控战场“时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脱贫攻坚要下一番‘绣花功夫’。绣花既是要求，更是方法。”郑小东说，谁的“绣花”功夫更好,谁的针线走得匀称细密，谁有耐力和韧劲，谁就能绣出高质量的“脱贫之花”。
红灯停，绿灯行，脱胎于红绿灯模式的“红黄绿”清单起源于长安镇双杨村。
2017年9月8日，长安镇双杨村与帮扶单位县委办对198户贫困户逐户逐指标进行自查打分，收集梳理每户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短板和意见建议，分类汇总整理，建立“红黄绿”问题清单台账，逐一落实责任，限时整改销号，每周在公示栏公布整改进度。
尚未完成或群众不满意的为红色，进行过程中的为黄色，已经完成的为绿色。通过对各种问题以颜色区分，简洁直观，便于聚焦“标红”问题，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
长安镇有一条总长21.3公里的公路，连接辐射了镇里四个行政村。因为路况不佳，群众出行困难，被纳入贫困村基础建设“红黄绿”管理清单中。
被标注为红色后，县、镇主要领导抓项目，跑协调，争取省上配套资金2250万元，县上自筹部分资金，共投资3700万元，很快建成了一条通村柏油路。
“2017年10月份我们这条路全线贯通，这项工作在红黄绿的清单上也就转为绿色。”双杨村第一书记黄开华说。
路修通了，村上吸引了一批能人返乡创业。吴顺投资1000多万元，流转土地3700亩，发展起了林麝产业。采取土地流转，劳务用工，农作物回收等方式，实施帮扶，带动贫困户65户，每户增收2000元左右。
双杨村是“红黄绿”清单管理模式的发源地，在别处，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都有记录本，里面详细记录了贫困户的各项信息，假如要看某一户的安全住房落实的如何，只能找到该户的扶贫手册一项项翻开，数据不直观，查起来耗时费力。
平利县城关镇龙头村观光茶园 李世峰摄
双杨村以所有的贫困户为纵向轴，脱贫攻坚的各项任务为横向轴承，按照每项任务的完成时限拉清单，以红黄绿三色标明完成进度。“两不愁三保障”、水电路讯、贫困户收入等各项脱贫指标落实情况一目了然，干部的帮扶和贫困户的脱贫过程均有记录。
以贫困户杨选梅为例，在2017年9月18日到9月25日的贫困户帮扶措施落实情况表中，绿色项目为落实自主产业、引导1人省外务工、教育支持2人、收入达标、满意度满意，黄色为入镇购房5期统建楼未完工。“这除了能体现他们家目前待解决的问题是住房问题，也能体现他们一家5口人1人外出务工，2人还在上学。”黄开华随后拿出两个月后的一册登记表，在杨选梅一栏显示：5期统建楼已完工。
标一个红色也不简单，需要前期摸排、研判、进度把握，三个颜色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一项工作落实、落细的体现。贫困户朱义国的脱贫全过程都能通过“红黄绿”清单体现出来。
2018年3月，朱义国自主发展的绞股蓝产业园，由于受到霜害，受损严重。后来在驻村干部的帮扶下，朱义国对受霜害的绞股蓝进行了补栽，1个月后，朱义国的绞股蓝产业园重获新生。
翻开双杨村当年的“红黄绿督办清单”，清楚的记录着朱义国2018年3月的“产业栏”标注是黄色，5月就已经转变为绿色。
“红黄绿”清单的管理模式已经覆盖了全县的贫困村，平利县实行挂牌督办，对任务欠账较大的“红色”指标，实行“点对点”挂牌督办，对位居末位的镇和部门，由联镇县级领导对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力促标“红”问题转“黄”变“绿”。
清单不仅张榜在各村，也会在县、镇的工作群中进行公示通报。公示本身也是一种督促。
去年在做人口登记的时候，黄开华和村里一名副书记负责两个片区，每天完成情况都要通过“红黄绿”晾晒，因为负责的工作量大，片区复杂，两人的工作一度被标为黄色。“我们当时完成了170多户，我们的零头可能是别人的总量，但是还是被通报了。这种方式其实对我们是一种督促，那就加紧工作，赶上进度。”他说。
通过清单，可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追溯，随时了解干部的帮扶情况，促使干部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下足“绣花”功。
现在，“红黄绿督办清单”制度不仅在脱贫攻坚中实现了全覆盖，而且也在平利县各行业部门的每月重点工作中推行实施。
2017年到2019年，县住建局完成了全县1120户贫困户和180户非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工作，作为“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指标，这也是整县退出的考核标准。
按照要求，在每年6月底，当年计划脱贫的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就要完成，时间很紧，要逐户实施改造，只靠业务部门督查监管，难度很大。
从2018年开始推广“红黄绿”清单以来，住建局每年度制定危房改造责任清单，把责任主体、完成时限、工作标准明确了，通过三色管理每周一检查一通报。
这使得改造的进度进一步加快，2018年6月，不但当年的脱贫户改造完成，2019年脱贫户中也有80%完成了危房改造工作，为后续工作争取了时间。
县住建局承担了项目审批、房产开发、住房安全、人防、地震、市容整治等多个方面的工作。如何把纷繁复杂的工作落实好，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也引进了红黄绿三色管理，列出责任清单，工作变成“硬杠杠”。
誓夺全面“获胜”
解决好就业问题，才能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防止返贫。
如果说城关镇药妇沟社区是平利县社区工厂的起点，那么吴荣香家就是社区工厂6000多名工人生活工作的缩影。
“宝宝穿防晒服就可以，妈妈中午就回来了，你先吃点早饭。”手里的活不停，嘴边的话不断。吴荣香一边干活一边给家里的孩子打电话，丈夫在外工作不能时常回家，她一个人带着五岁半的孩子住在社区工厂楼上。
疫情原因，幼儿园停课，孩子一个人在家，吴荣香八点一下楼上班，就得通过电话跟二楼的孩子“连线”，“一个月电话费得100元，社区工厂考虑到我们都有老人孩子，在管理上就比较自由。我们拿计件工资，一天能挣50元左右。”
吴荣香干的是耳机喇叭音圈磨片的划线工，一根小笔一划一挑，铜线在圆圈上一绕，一件就完成了，做1000个她能挣23元。坐她对面的屈进平手脚快一些，一个月能挣3500元。
国务院秦巴山区产业调研组在平利调研后，认为平利的社区工厂解决了人的城镇化问题。“当青壮年都涌到城市里面去了，城市里面物价高、生活成本高，老百姓收入上不去，把这些人返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劳动，那么农民工的社会问题得到了解决，三留守问题得到了解决，东西产业转移问题得到了解决。”郑小东说。
当初跟着100多人去杭州培训的时候，李云兵没想到一年后自己能在社区工厂做到储备干部，拿到4000元的月工资。他家住在八仙镇乌药山村的山顶上，三间土房住了8口人，来回县城一趟得5个小时。
新社区工厂不光是在招募劳动密集型的工人，也在对他们进行业务技能培训，像李云兵这样学得快、跑得快的工人，能迅速掌握操作、检测、维修等多个环节，就可以成为小组长，安排生产规划，收入大幅增长，2019年实现脱贫。
平利县要求各镇将搬迁安置区一楼门面房免费提供给社区工厂业主使用，同时给予房租、水电补贴。并按照“总部在园区、工厂在社区、车间进村庄”的思路，统一规划建设100户以上安置区55个，每个安置区都预留门面房用作社区工厂厂房，总面积37350平方米。
2016年，香港嘉鸿集团在平利建成西部最大的手套出口基地，先后建分厂17家，2017年产值突破亿元大关。
随着一批龙头企业纷纷落户，平利现有83家社区工厂，全县形成毛绒玩具、服装手套、电子元件、手工艺品4个社区工厂产业集群，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岗位6000余个，使社区工厂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造血工厂”。
平利县也在不断升级服务，在300户以上的移民安置小区全部建立标准化厂房，已建成24个。标准厂房安全性强，企业管理规范，还能减少噪音对住户的影响。
稳就业、保居民就业，作为六稳六保工作之首，只要保证一人就业，就有望全家脱贫。
根据县人社局提供的数据，全县10.03万劳动力，有8.5万人实现就业，其中转移就业5.2万名。疫情的扩散，绊住了一部分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脚步，兴隆镇九龙池村贫困户何毓锋心里就很着急。
2016年，因为母亲患有结肠癌需要化疗，费用大，何毓锋家成了贫困户。为了早点还上欠款，全家前往宁波打工，随着大儿子从技校毕业，进入宁波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家里有了3个劳力，日子眼看着越过越好了。
何毓锋本打算过了年就返厂复工，但因为疫情原因，复工的班车停运，拿着企业复工通知的何毓锋十分着急，正好这时，县人社局创业就业中心干部孙铁及时和他对接，为他争取了一个乘坐免费“专列”复工的机会。
2月22日，何毓锋一家五口乘坐政府“点对点”包车赴浙江宁波返岗就业。
疫情期间，平利县通过每天的点对点包车，陆续输送了19批2000余名群众完成劳动力转移，解决了“返岗难”、“就业难”问题。截至5月18日，全县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就业52817人，其中贫困劳动力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这样的数据统计在之前是无法做到如此精准的，“主因是，之前我们对非贫困户的数据掌握的不是很精准。”县人社局副局长余兆帮说，通过逐步健全和完善“县、镇、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平利县在村级设立劳务工作站，培育村级社保信息员，摸清劳动力底数。
人社部门还通过派送政策礼包，扶持一人带动一片。西河村磨沟村人李摄通过外出务工脱贫后，又返乡创业在县城开起了火锅店，能够带动20多人就业，月营业额超过40万。
但没想到去年10月刚刚试运营，今年就受到了疫情影响，前几个月店面没有营业收入，但是还背着一年40万元的租金。县创业担保贷款办经办人员吴新荣在宣传政策时了解到这个情况，为他办理了三年贴息贷款，并按照上限申请了40万元额度，给李摄解决了燃眉之急。
全方位的就业服务工作已经覆盖全县11个镇137个村和110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为群众畅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