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了高潮与低潮、顺境与逆境的艰难岁月，经受了能否落脚陕北以及抗日战争、局部执政、转战陕北等严峻考验，渡过一道道难关，冲破一道道险隘，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在这一进程中积累形成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和成功之道。
走独立自主的“历史必由之路”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熟与发展的时期，也是矛盾多变、政局多变、环境多变的时期。在中国革命历史战略转变的重大节点，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积极应对各种复杂形势挑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历史必由之路”。
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必须成为统一战线的台柱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由严重对立走向合作抗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如何与对立近十年的国民党处理好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和斗争艺术成功运用到处理国共关系上，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团结又斗争，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团结与斗争的统一，既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限制、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企图，又使国共两党合作坚持了八年之久，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针对当时国内错综复杂的政局和党内不同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洛川会议决定在政治上保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既不破裂统一战线，但也不束缚自己的手脚；军事上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会议后不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中华苏维埃政府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从西北一隅走向新的天地——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军事上，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牢牢掌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不断巩固扩大根据地；在国统区，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中间势力，不断壮大抗日民主力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赢得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国内形势出现和平发展的可能时，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我们党团结各方面力量，仅用三年多时间，就将其摧枯拉朽般击溃并夺取了全国政权，让苏联“老大哥”惊奇，使美英政府惊诧，更令蒋介石惊恐不安和百思不解。
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党的各项事业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党内还存在着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学风问题。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失败的惨痛教训，其根本原因是全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了解比较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屡屡发生右的和“左”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出现大落大起的复杂局面。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致力于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著述，力图完成遵义会议未能在思想上清除“左”倾错误的任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为此，全党上下以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为重点，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基本原则，以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为重要方法，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基础，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值得珍视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比如，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坚持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点，等等。特别是延安时期，党通过整风运动进一步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清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在党的七大上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此，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引领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推动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突出政治路线
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突出政治路线是推进党的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核心要义。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因此，党的建设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相结合，使党在坚持正确路线，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中，锻炼和发展自己的队伍。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处理了党的自身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制定和实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方针政策，从而使党的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大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路线推进自身建设伟大工程，成功之处是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的关系。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一方面，从延安时期党处理自身建设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看，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才能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才能充分发挥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引领作用，从而增强统一战线的持久性和战斗力。另一方面，从延安时期党处理自身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关系看，只有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才能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才能领导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才能使党领导抗日武装发展成为全面反攻的主力军。
延安整风运动是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其实质是一场从思想上建设党、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面貌改造党的运动。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全党上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深刻反省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严肃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自我革命。与此同时，从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到延安整风运动，管党治党的制度逐步完善规范，从而使党的领导得以强化，党内民主得以坚持和完善，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得以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以保障，党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得到提高。
培养造就
千百万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谈及如何对待干部时深有体会地说，“要确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当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而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使用干部标准，标志着党的干部路线的形成。
一是识别和使用干部的方针。毛泽东初到陕北时就提出使用干部的四条标准：执行党的路线，能与群众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党的纪律。后来又提出识别干部和使用干部的基本方针，既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也要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延安时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指出，要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干部。客观地识别干部，就是不能以主观的推测为依据；全面地识别干部，就是不能只看一面，不看全面，而要面面都看到。辩证地识别干部，就是要进一步地看，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它的好处。“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所谓历史地识别干部，就是不能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陈云认为，违背了这些方针，就会对干部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二是坚持关心和爱护干部的原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不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不论是党的干部还是部队干部、地方干部，不论是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必须关心和爱护他们。同时，对培养和造就干部队伍提出新的要求：一是指导干部，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二是提高干部，通过学习和教育，使他们在理论上工作上能力上不断提高；三是检查干部，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四是珍惜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说服的方法，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五是照顾干部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困难者，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陈云还提出领导人要尊重干部，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级互相信任。
三是坚持奖励和惩戒干部的纪律。1941年7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1943年4月25日，边区政府颁布《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规定了干部奖励的条件。1943年l月14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会上，西北局对领导边区经济建设和公营事业成绩突出的王震、习仲勋、马文瑞、马锡五、黄静波、刘秉温、王丕年、惠中权等22人予以隆重奖励，毛泽东分别为他们在奖状上题词。延安《解放日报》在《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的社论中，称赞他们具有不保守，不空谈，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创造精神，毫无官僚主义的习气。同时，西北局严惩了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六名干部，并将惩处决定予以公布。1944年7月17日，边区政府传令嘉奖在边区各项建设中作出贡献的147位模范干部，惩处了个别违反政策法令的干部。通过表扬和奖励先进模范、惩处违纪失职者，边区上下形成了遵纪守法、埋头工作、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
培育和光大
中国革命精神的典范——延安精神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局部执政的实践中，许多时候都处在逆境、挫折和曲折之中，但党在逆境中奋斗不息，在挫折中愈挫愈勇，在曲折中转危为安，并在斗争实践中把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发展光大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集大成者——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以“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整风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为原生形态，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一种崇高精神境界和优良传统作风。
延安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锐意进取的品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揭示了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赋予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丰富的内涵。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遵循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方向，制定和实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纲领，既防“左”，又反右，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和中国未来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
延安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求实的态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为中心，摒弃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成功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两大根本问题，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延安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爱民为民的情怀。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根本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三三制”和“精兵减政”的建政原则、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及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举措，都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护。
延安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息的气概。延安时期，面对各种挑战和考验，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把最严峻的形势看作黎明前的黑暗，自力更生，顽强拼搏，战胜了一切敌人和困难，涵养了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和艰苦奋斗精神。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延安精神指引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投奔延安，极大地凝聚了革命力量，促成了革命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伟业的“落脚点”“出发点”和“转折点”，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我们应铭记延安岁月，讲好延安故事，弘扬延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