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要求之一就是“强党性”。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创了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创造了以整风运动形式开展党性教育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党性教育经验，对于增强新时代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
将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态度作为党性教育的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党在延安时期开展党性教育的重中之重，而以何种态度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关系到党性教育成效的一个大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大敌当前，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重要时刻，以很大的篇幅大谈学习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学员作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时说：“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先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是绝后，要学习一辈子。”在毛泽东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即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党性教育也绝非指单纯的书本知识教育，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发展的态度来教育党员。开展党性教育应紧密结合实际，不断丰富教育的主体、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注重教育的广泛化和长期性，使教育真正起到实效，切实增强党员党性修养。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手稿 视觉中国/供图
将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作为党性教育的鲜活教材
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党的历史问题，他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建议全党要将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作为改进干部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为了唤醒人们的记忆，用新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间的那段历史，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这三部历史文献，并组织高级干部学习研读。“党书”出版后，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的思想认识逐步趋于统一。通过研读历史文献，大家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确曾存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一些原来不承认自己错误的人，在大量的史实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后来，毛泽东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说：“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党中央通过编辑党史文献资料教育全党，使全党的思想认识逐步趋于统一，提高了党性。
将调查研究作为党性教育的实践载体
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也是进行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非常注重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毛泽东在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针对党内存在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等极坏的作风，毛泽东向全党建议，要系统地研究周围的环境。7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公布了中央调查研究局的组织机构和各级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8月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文件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党中央要求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都设置了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与此同时，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作为补充文件，更进一步地明确了各级调查研究机关的任务。这就形成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其中以张闻天的调查研究活动最具有代表性。为了补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一课，也是用实际行动参加整风，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从杨家岭出发，到陕北和晋西北作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张闻天的调查研究工作也成为高级干部以实际行动接受党性教育，与违反党性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一个典范。
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性教育的有力武器
勇于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的精神就是党性纯洁的表现，就是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表现。毛泽东曾说过：“整风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全党普遍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多次指出：“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在毛泽东看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在延安整风中，党中央号召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查找党性差距，提高党性修养。一是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党的高级干部以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精神，坦然承认自己的过错，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强的党性观念和坦荡无私的胸怀。二是组织全党学习中央指定的文件材料，以文件精神为武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42年4月3日，中宣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要求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地研究，热烈地讨论。指示集中学习中央规定的18个文件，后来又增补为22个文件。1942年4月6日《解放日报》社论也提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首要工作是把中央的文件多读几遍，多想几遍。三是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结合个人实际，撰写反省笔记，并建立了抽查阅读党员干部笔记的制度。《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1943年6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时说，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写一次反省笔记。党风最后阶段还应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
将纪律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党的纪律性是党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党内纪律性强，党性则强；纪律涣散，党性则弱。只有不断加强纪律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党性坚定而不变色。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纪律教育的具体做法如下：一是明确纪律教育的对象是全党尤其是新党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即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延安整风期间，出现了一些新党员党性薄弱的现象。1942年9月，中组部需调一批人去敌占区工作。但在这些人中，除少数人表示服从党的分配，接受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均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饰推诿，或当面拒绝。对此，陈云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延安新干部党性薄弱现象及如何增强其党性问题》的文稿，强调要加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教育，尤其是要加强纪律教育。对违犯纪律的人，要及时地给予适当的纪律教育与纪律制裁，要求各级行政与党的负责人，对过去纪律教育情况详加检讨和总结，并把纪律教育作为日常考察的一个内容。二是通过反面案例来进行纪律教育。1939年5月23日，陈云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把刘力功作为违反纪律的典型案例，在延安各学校、各机关开展广泛的党性教育和纪律教育。三是强调纪律教育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毛泽东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陈云也提出：党的纪律是自觉的，同时又是强制的，不准许有不执行党的决议的人和小组织；他还强调：“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四是通过刚性约束加强纪律教育。教育党员遵守纪律仅靠觉悟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刚性的约束。1940年4月10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边区党委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将开除党员党籍作为党内纪律制裁的最高表现。同年1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地方党及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工作的决定》强调将党纪、军纪区别开来，使我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进一步具体化。1941年2月，中央通过《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5月通过《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要求各方通电、指示、对外宣传要与中央步骤统一起来，绝不能违背党的政策与中央的指示。194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规定了违反党性的倾向及解决办法。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
将构建完备的制度体系作为党性教育的根本保障
延安时期，党中央构建了完备的党性教育制度体系，有效地纠正了党内存在的违反党性的种种倾向。1939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议设立干部教育部，管理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工作、招生工作等，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干部教育部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毛泽东要求大家要学习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当时，在中央的号召下，有许多学习小组已经组织起来，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仅在1940年这一年内，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等多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起一套干部党性教育的制度体系。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