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福记的工作室挂着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的一幅六尺整张的题词——“戏剧状元”。
题词的下面是一段小字：“冀福记和我同龄属马，看他的戏真是永久性记忆。他不仅演得出神入化，编戏堪称大手笔。我说他是戏剧状元，不是戏说。”
西安易俗社新编秦腔历史剧《昭君行》剧照
“戏剧状元”绝非戏言
看看冀福记先生的演艺经历，就会深感陈忠实先生的评价绝非戏言。
冀福记九岁进入商洛剧团学戏，在老艺术家的精心指导培养下，他学习了秦腔、京剧、花鼓、道情等多个戏曲门类。在经历了无数个勤学苦练的日子后，冀福记脱颖而出，成为剧团年轻人中的佼佼者。
1958年，冀福记在商洛新团主演了道情《一文钱》，并由西影厂拍摄为戏曲艺术片在国内外发行。
1964年，冀福记首创了陕西独角戏《红石匠》。
1976年，冀福记自编自演独角戏《带头人》。
1980年，冀福记策划创演了花鼓戏《六斤县长》《屠夫状元》，成功塑造了《屠夫状元》中的胡山、《六斤县长》中的南有余等人物形象。《屠夫状元》演红了西安，《六斤县长》在人民剧院连演三个月，受到戏迷朋友的喜爱和欢迎。被调京在怀仁堂演出，得到的评价是：“在扶贫的问题上，艺术家作了政治家的事。冀团长把戏带上从北京出发，在京津沪汉演它一阵子，让我们干部看看在致富的路上，千万不能忘记穷人呀！”。
1986年，冀福记出演杨洁执导的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伶俐虫。
2000年5月，冀福记创作导演了现代秦腔剧《郭秀明》，获得了中国秦腔艺术节13项奖项，创央视戏曲播放之最。
2005年，冀福记创作中国原创歌剧《杨贵妃》，赴日本东京演出，该剧被选为北京奥运会献演剧目。此后，佳作频出。
冀福记曾先后担任商洛剧团团长、西安易俗社副社长、社长，国家一级演员、编剧，现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研究员，曾长期在文艺广播主持《老冀说戏》栏目。
在实践的基础上，冀福记著书立说，著有《秦腔与传媒》《品评秦腔》《秦腔经典四十剧》，还组织编辑了60多种秦腔剧本汇入《秦腔剧目精编》。
易俗社演员受到观众热捧
“复兴”易俗社
1986年，冀福记被调到西安易俗社任副社长，后来任社长。当时，整个戏剧处在低谷，易俗社也不例外。再加上1971年易俗社和尚友社合并以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易俗社再度恢复。虽有名气，但元气大伤。艺术环境、演出设备和人才问题都摆到了冀福记面前。又逢国家进行事业单位改制，剧社从80%差额拨款降到了40%，那时间，作为一社之长的冀福记整天为剧社的生存东奔西走。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冀福记潜心学习著名剧作家范紫东、孙仁玉、昌南伸等老一辈的写作手法，对秦腔艺术做了认真研究。他在深层次感悟中把“大山文化”和“都市文化”有机地融合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他发挥自己的专长，调动百年剧社的艺术资源与人才优势，先后为中央电视台改编秦腔电视短剧《镇台念书》和《醉打山门》，为《戏说三国》创演秦腔古典短剧《拜台》。他与老艺术家王霭民和秦腔作者刘富民合写了大型秦腔古典剧《李陵碑》，该剧参加陕西省艺术节，荣获剧本奖。
2000年，中国剧协选拍全国50个代表剧种的传统优秀剧目，作为国家级戏曲精品收藏。冀福记将易俗社秦腔传统剧《铡美案》修改，重新排演，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该剧代表秦腔选入国家级古典精品戏曲剧目库收藏。此后，创作了《黄河阵》《团圆年》《打神告庙》《白蛇传》《郭秀明》《杨贵妃》《香包》等作品。
冀福记还编著了《易俗社优秀剧目汇编》《西安易俗社八十年》，发表《对大秦之腔文化定位的思考》《紫气东来、润泽大家——范紫东编剧感悟》《百年剧社贵在育人》等作品。退休后，他仍在不断创作，先后创作有眉户现代剧《香包》、景观艺术《西安南城门开城式》《恭迎仓圣》。他还与陕西电台开办了《老冀说戏》与《名人说戏》栏目，发挥演员特长，用秦腔、眉户、碗碗腔、道情、花鼓向广大听众进行戏曲知识普及，为陕西地方剧种传承普及作出了积极贡献。
易俗社文化街区
弥补鲁迅的遗憾
冀福记编剧的大型歌剧《杨贵妃》创作于2003年，该剧由中国歌剧舞剧院首演于北京，由东京乐团在东京演出，2008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和天津歌剧舞剧院联合排演，被选为奥运会献演剧目，在北京世纪剧场为各国运动员演出。
在此，笔者联想到在西北大学就读时，著名鲁迅专家单演义老师曾讲述鲁迅先生当年来陕到易俗社观看演出、题词、捐款和采风搜集素材准备创作历史小说《杨贵妃》的经历来。
1924年鲁迅先生应邀来西安在西北大学讲学期间，曾五次到易俗社观看演出。据鲁迅日记记载，7月16日，鲁迅受邀来到西安易俗社剧场看戏。对于鲁迅先生的到来，易俗社非常重视，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好戏《双锦衣》，演出了全本的上半部分。鲁迅先生观后意犹未尽，第二天又专程观看了该剧的下半部分。7月18日，鲁迅先生第三次到易俗社观看了《大孝传》。过足戏瘾的他在当夜的日记里写下了“月甚朗”，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一周之后的7月26日，在他的学生王捷三陪同下，鲁迅先生第四次到易俗社剧场，观看了《人月圆》。据当时陪同鲁迅一同看戏的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先生过去就喜欢戏剧，有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8月3日晚，在易俗社设宴演戏饯行，看的啥戏，日记里没有记载。先生还捐赠50元银洋，并且题写了“古调重弹”匾额相赠。
其实，1924年鲁迅西安之行还有一个心愿或创作采风目的，那就是通过游览有关盛唐历史遗迹，搜集历史资料，准备创作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历史小说。
因为早有打算，所以鲁迅到了西安之后，在讲课余暇就和同伴到处游览，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碑林——当然是有目的地看。他还采访暑期学校的工作人员，了解有关情况。
但遗憾的是后来鲁迅并没有实现他的这一计划。根据孙伏园的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西安之行后，“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据说在西安时，鲁迅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看看的，可为了避免看后的失望，就没有去。遗憾的是他在曲江池没有看到一池碧水，也没一睹大明宫遗址，倾街黄幡，满城废墟。当年的西安没有残留一丝他心目中大唐长安的气息，回去就放弃了小说《长恨歌》的写作。
因此，是否可以说，冀福记编剧的大型歌剧《杨贵妃》不仅有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有益改善中日两国关系，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鲁迅先生的遗憾，也填补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