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农场主

                                                                                                                                                   图为志丹县新绿养殖家庭农场

01崾崄

山下一帘春雨，上了大黄峁却落成雪珠儿。

占俊老汉裹着羊皮袄急吼吼迈步出了农场大门，他要赶去大队部（村委会）开会。今儿个村上开会主要讨论春耕备耕的事，支书再三叮咛，可不敢磨磨蹭蹭来迟。

占俊老汉一路没遇着啥人。倒是那像驼峰一样的山峁上，野桃花开得正惹眼，一簇一簇的，不细看还以为山坡上趴着一群羊。占俊老汉笑道：“谁家的羊会长粉色的毛呢？再说陕北退耕还林封山禁牧多年，哪个胆大的敢在坡上拦羊，羊都在农场的圈里吃草哩。”

迈过这个拐拐，占俊老汉突然一拍脑袋——他把自家婆姨给忘在羊圈里了！

陕北白绒山羊的发情期一般在秋季，经过五个月的孕育，眼瞅着一个接一个雪球儿似的小羊羔就要在羊栏里出生，活蹦乱跳咩咩叫，这是农场春日里最迷人的风光。

占俊老汉的婆姨云爱就如她的名字一般，温柔、慈爱，农场里大大小小几百只羊，除了起头时买的种羊，其它都是她一手接生、哺育，宝贝得如同儿孙。

婆姨嘴上倒也常抱怨“羊可磨人”，可占俊老汉瞧她吃降压药一顿不落的认真模样，那还不是盼着她的羊儿得到好照料。

老两口育有一儿两女，儿子端的是公家饭碗，两个女儿虽没跳出农门，但嫁的女婿都很是勤劳肯干。瞧，这会儿山下边的油井上远远就能瞅见几个人影影，他家二女婿志强娃就在那儿给人家照井哩。

占俊老汉给二女婿在农场里封了个“生产负责人”，这是重要性仅次于他这个农场主的第二把交椅。因为在家门口上班的缘故，平常农场里有个大事小情的，二女婿在整个大家庭中出劳出力多。

按说以占俊老汉的家境，他大可带着婆姨云爱去城里享清福。

自打这唤作“杨崾崄”的村民小组地底下钻出了石油，组上的19户人家便一家引着一家往城里搬。

崾崄，两山之间像马鞍子的地方，以地势险要而得名。村民自是说不清这“马鞍子”下面为啥会藏着石油，只觉得这是块宝地：油井打到哪里，哪里的农民便可以领到征地补偿款。

不光是一个小小的“杨崾崄”。黑色的石油沿着缓缓流淌的杏子河、周河、洛河，广泛分布于志丹县的川台地和河道漫滩上。如果按照行政区划来统计，全县有百分之八十的乡镇钻采出了石油。

陕北油气资源开发、国家免征农业税、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这三件分别发生于工业领域、农业领域和教育领域的大事件，看似毫无关联，但当其于同一时空共同启动社会变迁的马达，促使志丹县以及与志丹县相似的资源型县域产生了一个社会现象：农村人口大量外流。

其实这背后的因果逻辑链条并不复杂。油气资源开发提供了大量产业工人就业岗位，免征农业税让农民挣脱了种地交粮的束缚，两相叠加加速了农村青壮劳力“农转工”的进程。而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不仅促使许多农村家庭靠财产性收入和务工收入积累起来的财富迅速固化为城里的房产，也让大量的农村弱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主要包括妇女与老人）因陪读而主动或被迫进城。

占俊老汉的孙儿们都大了，分散在银川、西安和延安这些大城市念书或上班。不用操娃娃们的心，占俊老汉闲暇了偶尔去县城转转，他在城里有房，只是常年挂着锁。

每趟去他总能碰见几个以前的老邻居，要么在逛广场，要么跟人打扑克。他对此不以为然。

“等娃娃上了大学就回‘杨崾崄’吧，咱农民么实实在在的气长。”干了20多年村民小组长，占俊老汉说话极富感染力，“别瞧不上我这家庭农场小打小闹，城里头我给儿女们都弄下了地方，农村要地有地、要钱有钱。”完了还不忘补一句：“我是家里的大掌柜，儿女面前威信高！”

“家庭农场”，一个源于欧美的舶来词，于2013年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家庭农场与包干到户的相似之处在于“家庭经营”（家庭农场也有成年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联合经营），不同之处集中体现在这几个关键词上：规模、集约、商品。

从建国初期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我国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落脚在“家庭”这一结构稳固的生产单元——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拥有共同的住处、繁衍后代、经济合作。

在我国，身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一个经营层次，家庭经营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度更为紧密，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放眼全世界，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生产力水平中，家庭经营都有广泛适应性。

但相比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我国人均农业资源不足。当生产工具仍旧延续着春秋时期的“铁犁牛耕”，农业小规模生产的弊端并不十分显现。可当我国农机装备产业迅猛发展，“突突”作响的收割机却被地畔子绊住掉不开头。

2014年12月，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启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国家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要说“杨崾崄”最好的耕地，肯定得是那为了治理水土流失整修出来的坝地：地势平坦开阔，土质疏松肥沃，就像是这深沟大洼里藏了一块稀罕的“毛毯”。

务了大半辈子庄稼，占俊老汉做梦都想种上这样的地。可任凭他再心疼，这些坝地头一年刚分给各户，第二年就大片撂荒——人都不在村里住，咋种地？

“坝地不种粮过几年又得叫水冲毁，这沟不是白治理了？”占俊老汉把户主们一个一个喊回来，谈土地流转。让全家人都没想到的是，100亩坝地，他不到几天工夫就谈妥了。

“有的还怕我不包他的地哩，我说咱农村人信用当紧，老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签完合同当场兑付流转款。”占俊老汉趁机提点儿女们，“在农村，你们这些娃娃都没有我好办事，因为你们没走到社会最基层。”

流转回来的坝地，占俊老汉指挥二女婿全种上玉米。

对于这次“经济决策”，占俊老汉表现得很有信心。他的底气，来自农场院子里这数十台功能各异的农机具。

在这位老农民看来，从前种玉米不挣钱，那是因为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时生产管理成本太高。现如今旋耕机在没有地界的农田上驰骋，播种机划开测土配肥后的土壤精耕细作，收割机将果实与秸秆精准分离颗粒归仓……

伴着柴油在空气中挥发的味道，庄稼经历从青涩到成熟，农人度过一载春秋。

年底占俊老汉算账：玉米亩产从过去的两三百斤增长到1000斤，除去羊的饲料，净落两大笼子共计6万斤玉米，平均投入一元收益两元。一年就把支付出去20年的流转费赚回来一半，这让占俊老汉激动得直呼自己是“成功人士”。

但占俊老汉干过最“洋火”的事还不是流转坝地种玉米，而是网上淘宝买湖羊。

话说湖羊在陕北刚兴起来的时候，占俊老汉便赶时髦在本地养殖户手里头买了几只。养了两年之后发现，湖羊比白绒山羊产崽多，最多的一胎产五个，而且肉价也高。2021年，占俊老汉跟儿子商量，从湖羊的原产地杭州买种羊，为下一步扩大规模做准备。

不凑巧的是，那段时间全国疫情形势紧张，人接受隔离都好说，羊咋弄？情急之下，占俊老汉拍板：快递！双方在网上谈好价格、打开视频看着羊装车、回来后验收合格付尾款，一套流程行云流水。

占俊老汉为此事十分得意，但这却吓坏了事先不知情的婆姨：“你这就是二杆子么，可不敢再弄这事了。”占俊老汉挠头：“我看好着哩么。”

一年工夫，四只公羊35只母羊总共生产下50只羊羔子。虽然2022年湖羊价格遭遇“滑铁卢”，但占俊老汉乐天知命：羊吃的青储玉米和苜蓿都是自家种的，产的羊粪又全上了苹果园的地，这样算下来不仅没有赔还有微利，而且实现了生态循环。

说起来，占俊老汉承包的80亩苹果园算是农场里雇工最多的一处。一到采收苹果的时节，周围三四个村的老婆儿、老汉都被他喊了来，一人一天150块钱，饭管够。

占俊老汉农场里苹果越销越远，用他的话说，“很多人吃着了觉得好”，连着两年都是被广东的商贩捷足先登抢购一空。可近来他也烦恼，留在农村的这些人年纪越来越大，总有干不动的那一天……

“把年轻人都赶回来。”有时候着急了，占俊老汉也会如此自言自语。但他转念一想，这事急不来，也不是他这个农场主能解决了的事。他能做的，就是像个永动机一样不停歇地劳作。

雪珠儿不落了，起了风。站在大黄峁上：北望，羊圈里有淘气的小羊羔从栅栏中探出脑袋；南望，坝地里蛰伏了一个冬季的生物正在苏醒，泥土等待春耕；西望，苹果树上的白色防雹网兜住东西南北风。

等到明天，占俊老汉的孩子们就都回来了，农场的小院里又该是狗儿跳猫儿叫。

期盼明天红日出山坳。

02跪乳

湖羊的祖先，其实是蒙古羊。

公元1126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靖康之变”。也正是在这一年，大量北方移民开始携带财物南迁，其中很多人最终选择了太湖流域的杭嘉湖一带定居。这些财物中，便有蒙古羊。

由北入南，蒙古羊离开了辽阔的天然草场，转而被舍饲圈养，以青草桑叶为食，逐渐进化成为今天被毛全白、耐热耐湿、繁殖力强的湖羊。但如果细心观察不难发现，湖羊的长相仍遗传了蒙古羊的若干特征：高鼻隆起，耳大下垂，脂尾扁圆。

888年之后，在中国北方一座以民族英雄刘志丹的名字命名的县城，首次出现了湖羊的身影。让湖羊踏上回归之旅的人，是志丹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干部同培帅，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陕西省农业科技特派员。

1979年，同培帅出生于志丹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有姐下有弟。靠着拦牛种地那点微薄收入，同培帅的父母亲没法把所有的娃娃都送上念书考学这条路。

跟《山海情》里的剧情相似，兄弟俩只有一个念书名额，做大人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又不得不迅速做出抉择：念初中的同培帅继续读书，弟弟同培功小学毕业后回家务农。

“我弟小时候念书也很灵。”每每回忆起当年的事，同培帅总是重复说着这句话。

为了早就业早拿工资贴补家用，同培帅报考了当时录取率极低的中专。但在收到延安农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他也被两万块钱的学费难住了——是放弃这个自费中专生的名额再考，还是另做打算？十七八岁的后生面临着决定他命运的关口。

当时陕北农村一户人家一年的收入不过3000元左右，有人劝同培帅的父母：“就是拿这些钱给娃娶个婆姨怕也够了。”

父亲白天没说话，晚上打着手电筒，挨家挨户在村里借钱……

多年以后，同培帅奔波于各个合作社、家庭农场给养殖户做技术指导，常遇见羊羔跪乳，他总能想起那个漆黑没有月亮的晚上，是相濡以沫的家人和慷慨良善的乡亲给了他一束亮光。

修建好自己家庭农场厂房的那天，同培功特意请人在墙上手绘了一幅《跪乳图》。

这个以湖羊养殖为主的家庭农场，是同培功和姐夫伙着干的：他是农场主，姐夫王建新是生产负责人，姐姐同君琴管后勤，外甥和外甥媳妇管技术和财务，亲亲一家子。

最初起意办农场，同培功多多少少受到了同培帅的影响。从小到大，哥哥都像是弟弟的引路人。

2014年，当同培功游走在县城周边四处打零工时，同培帅正带着养殖户王建斌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参加肉羊养殖技术培训会。也就是这次机缘巧合，周占琴教授所推介的多胎多肉、乳肉兼用的优良母本湖羊，不经意间在志丹县养殖史上添上了新的一笔。

王建斌是个有魄力的人，有同培帅的技术做后盾，他一口气把亏本的白绒山羊清了栏，全部改养湖羊。两年多下来，一算账，毛收入将近30万元。羊场扭亏为盈。

农业产业的推广常常如此：干部磨破嘴皮子，抵不过农民亲眼看见真金白银揣进邻家的腰包。王建斌的成功鼓舞了一批养殖户，志丹县湖羊养殖的数量也从几十只迅速发展到上万只。2020年，志丹县湖羊存栏量达到巅峰值：4万只。

同培功动了心。

时至今日，同培功仍清楚地记得，1998年，国家退耕还林政策惠及自己的小山村，一家人有多高兴！他再也不用跟在父亲屁股后面，黑水汗流牵着毛驴上山去刨土豆，劳动力得到解放，不种地还能领钱。

一眨眼20多年过去了，同培功上过建筑队下过油井，靠着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攒下些钱。但人常说四十不惑，因为文化低、缺手艺，同培功始终觉得不管走到哪儿他都只是个“揽工的”。

“办个家庭农场，自己给自己干事，不用听别人使唤。”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同培功从小寡言少语，只知道闷声做活，从不给家里人添任何负担。如今他有这样一番志向，无论是父母还是哥姐无一不表示支持。

很快，一家人连凑带借，100多万元启动资金汇集到同培功的银行卡里。家庭会议散了之后兄弟俩坐在一起拉话，同培帅搂着同培功的肩膀，说得语重心长：“搞养殖就像走钢丝绳，没有一刻不操心，但搞养殖也有搞养殖乐趣。”

同培帅告诉同培功，湖羊极通灵性。如果产羔母羊不幸遭遇丧子，她会在别的母羊分娩时静静站立一旁，待小羊羔落地后上前舔干它身上的黏液，并让它吮乳。这也是群居湖羊成活率能达到90%的一个重要原因。

“弟，你看羊羔子那么大了，吃奶时还要跪着，这对做人有啥警示？”

“二十四孝里面讲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就是说人对父母、对社会要有回馈之心。”

同培帅点头补充道：“还应该再加上一条，就是人在索取资源的时候要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

跟同培帅考学时的那个晚上很像，漆黑没有月亮，不同的是，干事创业的主角换成了弟弟，哥哥则接替父亲成为整个大家庭的主心骨。

不知为何，同培功觉得哥哥仰望山川的姿态，像极了一只跪乳的羔羊。

农场选址，最终定在了旦八镇。

在此之前，同培功开着车在各乡镇跑了十几天，瞅了不下50块地，但都没有中意的。

养殖场的选址大有讲究：首先要远离公路主干线，避免尖锐刺耳的声响惊吓牲畜；但位置又不能太过偏僻，否则光是投在修路和拉电上的成本就得多出个二三十万元。

好在当他来到旦八镇时，镇上干部向他推荐了这片滩涂地，同培功顿时眼前一亮。这片地形状规整，总共有11亩，除去建羊舍的2000平方米，其余的地方无论是种植饲草还是修建储存草料的库房都十分宽展，完全符合现代化规模养殖的场地要求。

更重要的是，这片地紧邻吊吴路，镇上又承诺，只要同培功的家庭农场落在旦八，政府来协调解决拉电的事。

同培功赶上了家庭农场发展的风口。

在志丹县，只要一聊起家庭农场，几乎所有人都会提到一个名字——李建强。这位毕业于延安农业学校又有着丰富乡镇工作经验的党政领导干部，于2017年3月走马上任志丹县委书记。

初上任时一番实地调研，令李建强忧心忡忡：志丹县农村土地撂荒严重。遵循着问题导向，应当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解决问题的路径明晰，路却并不好走。早先，各地为了鼓励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产业，在土地、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倾斜，但龙头企业与农户争利引发矛盾的事却时有发生。

农民合作社也曾被寄予厚望。可由于部分经营主体发展定位不明确，经营过程中又受困于大量的务工支出，而理事会等治理机制在维系成员合作关系时并不尽如人意，导致一些农民合作社难以为继。更有甚者，为了套项目拿补贴，利用“空壳社”挂羊头卖狗肉，严重损害了农民合作社的社会声誉和财政支出的公平性。

与前两者相比，李建强看好“船小好调头”的家庭农场。志丹县家庭农场培育工作始于2014年，和国家启动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时间相吻合。李建强上任之后，很多农技干部常津津有味地向他谈道：“家庭农场保留了家庭经营内核，又兼顾适度规模和集约生产，非常契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农场可以为下一步同业联合或者跨业联合组成升级版的农民合作社打下基础。

理顺了“户变场、场入社、社联合”的发展脉络，志丹县很快提出家庭农场培育“四路工作法”，其中最为关键的几点做法有：成立志丹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按土地流转面积对经营主体进行奖补、政府背书提高银行对家庭农场的授信额度、县财政拨款对家庭农场进行贷款贴息。

正是因为抓住了“土地”和“金融”这两大核心要素，志丹县家庭农场数量从2017年的113家迅速增长到2023年初的3181家，五年翻了将近五番。

政策指挥棒的力量可见一斑。

怎么当农民？

祖祖辈辈口传身教：扶犁耕田、圈养牲畜、疏花采果，四时节令不误。但如何当好一个管理着现代化农业产业的农场主，同培功觉得自己还像是个小学生。在志丹县家庭农场主能力提升班上，他见识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家庭农场，动辄几千亩的经营面积，养殖规模也是以千计，不禁咋舌。

“大与小是相对的，家庭农场规模应当和自身的劳动生产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相匹配。”主讲老师王斌的一句话点醒了同培功，“我们的示范家庭农场比技术、比收入、比贡献。”

自从同培功的家庭农场建起来之后，一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肉羊试验示范基地”的牌子也挂在了这里。

作为湖羊养殖专家，哥哥同培帅每年的实验项目很多：饲草料配置(配方）、母羊产后保健、疫病防治等等。尤其这两年他下功夫在研究湖羊和东佛里生羊杂交，理想状态下，新品种湖羊每天每只可以增加产奶收益12元。

同培功知道，哥哥的每一项技术试验，背后都关乎着全志丹县湖羊养殖户的生计。但凡同培帅说“试一试”的事，他都全力以赴。

对于大多数养殖户来说，购买草料是每年的一个关口。因为草料是季节性储存，需春季里购买，到了五六月份哪怕手里举着钱也买不来。但养殖有周期，总有人会遇到资金周转不灵。

同培帅在市面上找到了一种茎穗兼收玉米收割机。“这机子一边收玉米穗一边就把秸秆粉碎好了，把这些秸秆作为原料制成黄贮，能大大缓解缺草料的压力。”只是要买这样一台机器价格并不低，小型的也得20多万元。同培功跟姐夫王建新商量，给农场买了一台。

湖羊两年三胎繁殖得确实快，同培功将60%作为种羊出售，剩下的育肥流向屠宰场。趁着农场收益好，同培功在周边的山上又流转了100多亩地，种上玉米和燕麦苗。用了茎穗兼收玉米收割机后，不仅农场库房里堆满草料，而且当即就能把地块腾出来轮作休耕，作务成本降低30%。同培帅看到后十分欣喜，说这是家庭农场养殖对种植的带动。

如同约定好的一般，每月都有养殖户从义正、金丁、双河、顺宁等乡镇赶来，要么聚一起探讨新的养殖技术，要么来给自己的农场选种羊。只要是遇上了，同培帅总要抓住时机给大家统一思想：

“现下全县湖羊（养殖）的规模慢慢上去了，大家应该想着联合起来生产某一种标准、品牌的羊肉，比如无抗羊肉，这样才能把好羊卖上好价钱。”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快，2022年市场风云突变，湖羊价格一跌再跌。同培帅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愁云惨淡：“赔得劲大了，这么下去咋弄？”

同培功知道哥哥压力大。兄弟俩有空拉话时，同培功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实在避不过去了也只有短短一句话：“搭进去我们五个人一年的工夫钱，哥，没啥。”

不止一个人说过，同家兄弟是“挣工资的扶持下苦的”。但同培帅清楚，弟弟言寡却情深，很多艰难时刻反倒是弟弟在支撑他。

推己及人，哪一个家庭农场又不是如此呢？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人人都如跪乳的羔羊，敬畏着家文化的浩瀚与广博，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慰藉、取暖，为着把农村的日子往好里过。

同培帅近来一直在奔波。一方面，他呼吁志丹县尽快完善屠宰加工和冷链运输环节，对冲因行情波动给湖羊养殖户带来的存栏压力；另一方面，希望引来好的电商平台，把好产品点对点销售往上海、西安、深圳这些消费能力强的大城市。

湖羊市场还未见回暖。同培帅说：“再等等。就像这地上的草，不正在变绿么？”

03老茧

04迁徙

“大宝，起帘子呦。”

“噢。”

…………

“大宝，放帘子喽。”

“噢。”

…………

在农场里众多的活计中，大宝似乎极乐意干这一件。

给食用菌拌培养料要掌握配比，装菌袋得把握好松紧度否则容易生青苔，采蘑菇最好戴上手套轻拿轻放要不然破坏卖相……接菌种他则连想都不敢想，那是细活中的细活，他爸老闫从来不放心别人做，都是自个儿上手。

但起帘子不同，简单又有趣。这温室大棚有好几层帘子，就像人身上穿的衣裳：里头是半透明的塑料纸，好比贴身保暖的秋衣；外头是厚厚的草帘或者棉被，冬天站在大太阳底下瞅，有点像唱信天游的老汉身上裹着的黑棉袄。

大宝有把子力气，转动起摇把来能惊得落在棚顶的鸟儿使劲儿扑扇翅膀。碰上运气好了，他还能捡到几根好看的羽毛。

大宝也不知道这是他们搬的第几个“家”。他的户口本上清清楚楚写着他是志丹县杏河镇前园子村人，但他似乎对这个迎来他生命的地方并没有太深印象。在大宝的记忆中，他与自己的父母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蘑菇棚里，以前在保安街道孙岔村的地界，现在搬到了顺宁镇保娃沟门村。从地图上看，他们迁徙的路线正好走了一个顺时针圆。

对了，大宝还有一个很熟悉的地方——火车车厢。从他八个月大开始，父母便抱着他辗转颠簸于去往北京、上海的火车上。

大城市的楼是真高呀，遮天蔽日的，马路又长又宽。在智能手机还没普及的年代，大宝常看见他爸老闫弓着腰在路上给人发烟：“麻烦打听一下，××医院该咋走哇？”

大宝得的病，医学上给取了一个让人绝望的名字：脑瘫。这差点让大宝的妈妈哭坏她那双漂亮的杏仁眼。

但不管医生每次给的诊断结论有多么冰冷刺眼，老闫就是不信、不服。“你看，我的娃娃在学校学会写字了，说不定哪天遇着个好医生，他的病能（治）好。”

不用说，大宝的情况，送去学校里老师作难，其他家长给白眼。“他可以不交作业不考试，只求你让他坐在课堂上就成，他毕竟是个娃娃呀，是娃娃哪有不念书的？”老闫当过两年民办教师，仰仗着曾经同行的情分，他求人作揖把大宝送进了一所村小。

大宝上小学那会儿，农村还没有固定的农贸市场，老闫两口子常骑着一辆旧电蹦子到处跑着卖蘑菇。生意时旺时淡，有时候眼看着天都快黑了还卖不完，他们就把大宝裹严实了放在车上，一家三口依偎着等待最后一个主顾的到来。

菇农一年四季分不清忙闲，老闫却一直保持着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的习惯——只要是从哪个广告上看到能治大宝的病，他的胸腔里总能燃起一把熊熊烈火，恨不得连夜晚就赶了去。

老闫是全志丹县第一个种蘑菇的人。

当年他还在老家教书的时候，邮递员送来的书刊中经常夹着一些赠送的小本本，里头的内容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介绍种植养殖技术的豆腐块文章。有一回老闫在上面看到有人在种天麻，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民办教师不比带编制的正式教师，工资少得可怜不说，哪天说被辞退也就跟扛锄头的老农没啥区别。其实老闫念高中时生物化学成绩极好，后来不知咋的调皮捣蛋迷上了武侠小说，最终在高考时落了榜。

他仔细研究了天麻中的化学成分，确信这种枯黄干瘪像小老头的脸一样的根茎植物药用价值极高，便照猫画虎试种了一小块地。但也可能是技术还没研究透，收成一般。

正在老闫为还要不要坚持种天麻而进退两难时，靖边县一个亲戚恰好回乡探亲，极力鼓动他种蘑菇。“搞这两样费的工夫差不多，但种蘑菇见效快，一茬接着一茬出，卖了就是现钱。”

前面已经有人蹚好了道，种蘑菇比起种天麻进展顺利了许多：用组织分离法制备母种对于老闫这种技术控来说一学就会，菌袋里的玉米芯和麸皮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蘑菇的生长条件也不严苛，只要室温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就能正常生产。而志丹县的气候特点是：冬季漫长，夏季短暂。

老闫又因地制宜对菌棒的尺寸进行了改良。如此一来，一个平菇菌棒能连续使用八到九个月。管理得好的情况下，一棒可以出七八茬菇，一茬平均产一斤，一个温室大棚摆4万棒，算下来一个种植周期的产量就在30万斤左右。

“在孙岔村那阵子，最好的一年一个棚卖了20万元。但是种蘑菇咱说了算，行情可不由咱这些泥腿子说了算的。”2014年，蘑菇市场波动大，老闫一时也没能找下冷库或者烘干设备，只能眼睁睁看着蘑菇从新鲜到变黄变臭，还得掏钱雇人往沟里倒。

有时老闫也相信霉运这回事。也就在那两年，因为蘑菇棚的供水不太稳定，他便请熟人来给打一口井，但水井打到了流沙上，统共抽上来一桶水。没办法，他又从附近一条沟里抽水，结果沟里的水受到了工业污染，蘑菇棚损失惨重。

那些日子，老闫觉得他头顶的天都是灰蒙蒙的，他变得比先前更加寡言少语，也不愿意走到人前去。或许只有日日与他做伴的婆姨才知道，老闫那样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最大的心病不是赔钱，而是没有钱该咋样给大宝看病。

2017年，老闫家被精准识别纳入了贫困户。

15年了，老闫两口子在蘑菇棚里没黑没明干了15年，身上仍旧背着30多万块钱债。

就在不到一年前，老闫拉着大宝的手说：“娃呀，我们最后再上西安一趟，看罢这回如果还不行，以后不管谁再说的天花乱坠咱都不看了。爸使劲给你攒钱，肯定够养活你。”

从走进那间偏僻又简陋的私立医院到走出来，老闫花了不到十分钟。他站在太阳底下深深吸了一口气，吐故纳新，跟这十多年的心病做了了结。

回到志丹，老闫去申办了一家家庭农场。大宝在营业执照上认出了自己名字，他高兴了好几天。

农场选址定在顺宁镇保娃沟门村一座现代农业产业园里。老闫的邻居们有种草莓的、种火龙果的、种甜瓜的，大家所租用的温室大棚都是政府投资修建。另外政府还给配套了冷库，想租用时出点电费就成。

老闫思量着先少包几个棚，他手头着实拮据。找银行借吧，他没有像样的担保；找亲戚朋友借吧，他实在难张开口。就在这时，老家的扶贫干部找到他，希望他可以带动前园子村的贫困户一起发展食用菌产业。至于他眼下的困境，扶贫互助资金正好可以解燃眉之急。

“这20万元互助资金一下子把我救活了。”每次提起这事老闫都挺激动，他用十万块钱承包了五个大棚，租期七年，剩下的钱用来投资周转。

很快，前园子村16个贫困户中的七个也在老闫这里入了股。这些人家的日子各有各的难怅，抱团在一起就为互相取暖。

农场的阵势搞得越来越大，老闫需要找得力的帮工，他便常把生智老汉喊来。生智老汉虽然腿上有残疾，但种蘑菇也没啥重体力活，他又勤快又心细，反倒比旁人干得更好些。

生智老汉一辈子没有生养，抱养了个闺女视若珍宝。一些周边村子来帮短工的婆姨知道了他们两家的情况，偶尔也在一起感慨，苦命人帮衬苦命人。

大伙儿的原意是夸赞老闫心善，但每每被他听见了，都要惹他伤心一番——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像玻璃一样易碎的自尊，不能碰，一碰就碎。

这么多年了，或许老闫从心底里不喜欢、逃避、抵触甚至厌恶别人把他的孩子称作“残疾人”，虽然对其他贫困户的这份共情的确源自他的人生经历。

贫困户入股分红协议签了三年，这三年里老闫经营管理得不错，平均每户得了1万多块钱分红。老闫带着七户贫困户脱了贫。

这是张延军头一次来老闫的农场。论起来，这位县农经站的副站长还曾是老闫高中时期要好的同学。

老闫的农场有一个独立的院子，入了门，铁笼子里养的鸽子，地上到处跑着爱叫唤的鸡，尤其是那一棚刚养出来的蔬菜，绿格盈盈的，惹得张延军羡慕不已。

但是双脚一踏进蘑菇棚，张延军却霎时红了眼。

原本进棚口用来堆放农具的狭小的土坯房里，两口子盘上了锅灶，又从老家拉了水瓮、案板、锅碗瓢盆。就在两人刚在外边说话间，老闫的婆姨已经默不作声往锅底添了一把柴火。

婆姨端上新卧好的荷包蛋，招呼张延军快坐。张延军举目四望，满屋子里连两个一模一样的板凳都找不下。

“你们两口子这么苛待自己是为了个啥？我就不相信种蘑菇挣的钱不够你们置办个像样的铁皮房房。”张延军看着老闫。

在老同学面前，老闫有点不太好意思：“蘑菇棚里宽敞又暖和，我们都是受苦人，铺张床就能睡。”果然，张延军穿过通道进到里间，在墙角看到了行军床和一盆泡着没来得及洗的脏衣裳。

张延军没忍住：“还说是老同学哩，这么多年哪里见你进过我的门？别人还知道来问问农业上有没有出啥新政策，或者有啥好产业让给指指方向。你倒好，遇到啥难事从来不见吱声。”

“我的情况，你知道……如今都好了。”老闫晃了一下神，但很快又缓了过来，拉起老同学参观自己的蘑菇棚。

吸取之前的教训，老闫提前定好了计划，让菌棒分批出菇。这两年县城的农贸市场发展很快，他对接到两家粮油蔬菜批发门市，每天定量给人家供300斤平菇，现付现结，价格平稳。

老闫还搞了几棚香菇。香菇的特点是出菇比较集中，产量也比平菇小，老闫没有走订单，而是随行就市。最近棚里的香菇菌棒已经转成了琥珀色，眼看就要出菇了。

老闫的侄子大学毕业后一时没找着工作，也看上了这个营生跟着他种蘑菇，2022年一年下来收入了20多万，小伙子倒觉得比挣工资还强。

说到这儿张延军趁机劝老闫，多琢磨琢磨咋样挣技术钱。“你搞了20多年食用菌种植，懂得一整套技术原理，完全有资格去给农户做技术指导。而且现在有的村集体有钱却苦于寻不下好产业，你的家庭农场可以给他们卖菌棒，也可以搞托管。

“其实现在志丹的香菇供应市场并不饱和，主要还是靠从外面拉。河南西峡的供货量是很大，但是那边气温高夏季没法生产，这也是个市场空缺。”

老闫一直认真听着，但未置可否。张延军也没指望他马上就能想明白，只说叫他闲下来好好琢磨琢磨。

送张延军走的时候，老闫顺嘴提了一句，大宝的弟弟说话间也快大学毕业了。“给老二结婚的钱攒够了，也就能帮娃到这了。”

老闫的意思，老二毕业还是想让他回志丹来。“其实我不爱大城市。”说完老闫又补充了一句，“主要是咱没钱。”

张延军瞧着老闫憨笑中带着的调皮劲儿，有点像十七八岁时那个敢把天捅破的少年；旋即又从这笑声中抽离出一丝苦涩，跟他的白头发配着，变成一张人到中年的父亲的脸。

七年的承包期就快到了，谁也不知道老闫还会不会迁徙，又将迁徙往哪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宝会一直在农场里快乐地起帘子。

蘑菇棚的帘子起开了，光透进来，真亮堂。

05 抱窝

“鸡抱鸡，二十一。”

一个老母鸡抱一窝鸡娃需要21天。

当老母鸡准备抱窝时，它会自己寻一个安稳地方，然后每天把蛋下到那里。等蛋攒够了，它便开始扑下身子一动不动地伏在蛋上。这些天里，老母鸡几乎不吃不喝，实在饿极了才离窝出去吃两口又赶快跑回窝里。

待时间一到，毛茸茸的小鸡仔一个接一个啄开蛋壳，围着老母鸡叽叽喳喳诉说个不停。而那个视死如归的“战士”，走路总是昂首挺胸的老母鸡失了往日光彩，曾经的光洁羽毛被高温灼烧得稀疏且散乱。

罗德军的家庭农场建在高峁山上。阴历二三月间正是春鸡娃集中诞生的时节，罗德军常常在山沟岔里转，不时就有老母鸡带着十多个新鸡娃从身旁经过。即便见惯了这场景，他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感慨：“为了喂娃娃，老母鸡真格能拼上命。”

农场这30多亩山地本是罗德军一家七口的承包地，所以就不用花钱流转土地。不过，前期拉电、打井、盖养殖棚等基础设施花了20多万元。

此前，罗德军多年经营着一个车队，手头也还算宽裕，没太为本钱作难。但是他养鸡非得要养志丹本地的老品种，有点自讨苦吃。

自从规模化的养鸡场在各地兴起之后，农村散养土鸡逐渐被淘汰。这其中既有商品经济追求效率的缘故，也跟农村的生活习惯发生改变有关。试想一下，在美丽宜居的院落里踩上一脚鸡粪，任谁也会心里不美气。而养鸡场供应肉鸡与鸡蛋稳定且高产，无论在价格还是生产周期上都比散养土鸡具有绝对优势。

不过有关养鸡场的负面评价也不绝于耳，其中主要针对的是肉鸡速成和滥用抗生素。有人将其编成段子：“你吃的鸡从来没见过太阳，一辈子走路不超过三米，从鸡蛋壳里到送上餐桌总共两个月。”

罗德军常年在外跑车不得不经常吃餐馆，一看到有关食品安全的新闻就会触发他敏感的神经。舌尖上的安全加深了他追寻“土味”的执念。

还别说，找了整整一年，终于让他在永宁镇的老林区找着了他心心念念的老品种——柴鸡。

“先是从一个老婆儿手里买的。我说品种稀罕，一只老母鸡带七个鸡娃给撂了500块钱。”罗德军说这世上的东西还就喜欢聚疙瘩，后来在那一片总共找下100只柴鸡，养鸡这事便起开了头。

罗德军是志丹县保安街道马岔村马岔组的村民小组长。

这马岔村属于城中村，可算是志丹县的富裕村之一，集体经济积累和村民家庭收入都相当可观。

用罗德军的话说，一家子一年靠出租房屋净落个十多万，再加上村里给的分红，到孙子手上的钱都有了。但有些钱来得快花得也快，前多年染上赌博的、吸毒的，不学好，也有个别人把家败了的。

城中村相较普通村庄牵涉到的资源、财产分配事务更多，矛盾纠纷处理起来也就更为复杂棘手，罗德军原本没想着回村上任职。

2015年马岔村村干部换届时，罗德军正忙着在外面跑车。村支书突然打过来电话，通知他被推举为小组长了。

罗德军想要推辞，组民们一句话就堵上了他的嘴：“你有经营头脑，咋就不能把我们带动带动？”

这自然是一句激将的话。

在农村，村民小组长看似不起眼的角色，但他的人选却代表着村民小组当下占据主流的“民意”：

一方面，村民小组长得有一定的带富能力，如果连自家的日子都过不好，那他所做的任何决策恐怕都难以服众。

另一方面，这个人平常公道正派，组民相信他在组里的大事小事上都能一碗水端平。

而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色”，其手中的权力和作用发挥空间越来越不容忽略：比如，大多数农村土地的发包方为村民小组，一旦发生土地流转产权交易，村民小组长作为发包方代表得在其中履责。

罗德军刚上任的时候，正赶上县政府下大力气改造马岔农贸市场，涉及马岔组的地皮，一应协议便由罗德军出面协商签订。

但这并不是说组上的事就由小组长一个人说了算。马岔组有六大姓，罗德军让每个姓氏各推选一名代表成立组委会，组上不管有啥事这六个人必须知晓。与此同时他还给组上聘了会计，就是他自己说的那话：“我就是干到老，（在资金的事上）别人也找不下我一点毛病。”

这样做，让罗德军很快在组上树立起威信。他趁热打铁，响应县委县政府“把农场主培养成村干部、村干部培养成示范农场主”的号召，带着一家老小舍下城里的安乐窝上了荒芜的高峁山。

他要给组民们蹚蹚道，看这家庭农场到底能搞出点啥名堂。

虽然散养土鸡得要养到15个月左右才开始产蛋，生长周期较饲料鸡长了不止一倍，但它们繁殖速度极快。

一只母鸡一窝抱十五六个鸡娃，鸡下蛋、蛋抱鸡，很快罗德军的农场里满山洼跑得到处是鸡。

罗德军却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养了多少只鸡。尤其草一长上来，鸡没在草丛里捉虫子吃，更是连身影都看不见了。别人问起，他只是根据产蛋量推算：大概繁殖了有12000多只了。

他也修整了巴掌大一块地方盖了鸡舍，但农场里的鸡就像是一群放养的孩子，回不回鸡舍、啥时候回来全由着它们自己。

鸡舍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平常只需在门口撒上些玉米和荞麦，放上水，没了再添。不喂饲料，走进鸡舍自然也闻不到啥气味。

因为整日里奔来跑去，这些鸡的体质格外好，不吃药不打针，却从来没有发过鸡瘟。

近几年志丹的生态越发好了，狐狸、野猫和黄鼠狼的种群日渐壮大起来，这些野生动物都是鸡的天敌。既然是将其放逐于山林，肯定要遵守大自然的法则，因此农场的损耗也大。

好在罗德军是个心大的人，这些损耗在他看来可以算作是坚持生态养殖付出的必要成本。只有到了冬天的晚上，他会喊上几个人下到底沟去把迷路的鸡抱回来：“鸡有夜盲症，它冻得想回窝却找不着路。”

自从当了农场主，罗德军的俏皮话是越来越多。新请的帮工要去收鸡蛋，他叮咛千万不能收得太干净，因为鸡是一种对安全感要求极高的动物，一旦它发现窝被动过了下回就不在那儿下蛋了。“你就拿几个、留几个，反正鸡又不识数。”

而对于下到偏洼里的蛋，罗德军觉得那注定是归属山林的，人没必要非冒着生命危险去取，不划算。

罗德军还在农场里养了些黑毛猪。这个品种可是他跑到甘肃才好不容易找下的，杀出来的肉，肥肉雪白雪白，瘦肉黑红黑红。

头一年他也是把黑毛猪散养，想着猪粪可以给鸡吃，生态循环。没想到，这些黑毛猪跑了整整一年每头却只长了100多斤肉，比起猪场里圈养的白毛猪三个月长200斤肉差距实在太大。

“猪这东西，天生适合圈养。”教训肯定是吸取到了，但罗德军还是觉得这批黑毛猪质量优等，所以定下了80块钱一斤的售价。可想而知，在缺乏市场认可度的情况下，迎接他的只有讽刺：“你这就是个龙肉也卖不到这价。”

跟猪肉一样，鸡蛋也遭遇了严重滞销。眼看库房里的鸡蛋越堆越多，罗德军不得不将快放变质的鸡蛋一批一批倒掉。关起门来说不心疼，那是假的。

做生意就是这样，门道得要靠自己一点一点往出摸索。

咬着牙熬过了前三年，赔了四五十万元，罗德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营销模式。

他发现，即便是像志丹这样的小县城，现在人的生活需求也普遍发生了变化：从“吃饱”到要“吃好”。很多客户在跟他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先问上一句：“你的东西是不是农村的？”这让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买我的鸡和鸡蛋，自己到农场来拿。

周末开着车带上老婆孩子，走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吹一吹高山上凉凉的风，然后惊喜地在山顶寻到一处农场，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任谁都会沉醉在这归园田居的观感中。

凭着口口相传，罗德军积累了一大批忠实而稳定的客户。每到逢年过节，两只土鸡、100个鸡蛋，这几乎成为许多老客户走亲访友的标配。

这几年间，不管玉米价格是涨是跌，罗德军这儿的价钱一直稳定：一个鸡蛋两块、一只土鸡150块，谁来买都一样。而且农场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鸡蛋，提前订；要土鸡，现杀。

“咱绝不是耍手段搞饥饿营销。”面对有些新客户的疑问，罗德军给解释：虽然从阴历二月到九月间母鸡会持续产蛋，但每天的产量是有起伏的，如果不提前预订，势必有人跑空，这便让农场失了信誉。而土鸡之所以要现杀，也是为了个“眼见为实”，让人拿得放心。

罗德军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老规矩”还无意之中让自己的母亲成了网红。

罗德军的母亲志兰老太，一个奔70岁的老人，从前在家时连杀鸡的刀都不敢捉。自从儿子办了这个农场，老太太义无反顾跟来不说，还主动扛起了一个重任——杀鸡。

“我母亲杀鸡的时候，好多人拿着手机拍视频，他们想不到一个老太太手底下咋能那么麻利，五分钟杀一个鸡。”罗德军笑着笑着就忍不住红了眼圈，“我母亲是我农场里最主要的一个劳力，最得力的人。就像老母鸡抱窝一样，母爱太伟大了。”

上山来光顾的老客户越来越多。

好些人建议罗德军修上个农家院，这样人们上来连吃带玩也是个消暑的好去处。罗德军犹豫了一番，最终决定试试。

农家乐共设了八个雅间，姐姐、妹妹加上自家小姨子三个服务员，婆姨是面案，罗德军掌勺，说运转也就运转开了。

来的都是熟客，不点菜，任由主人家安排。罗德军则就地取材：农家炖土鸡肯定是招牌菜，再配上各种时令蔬菜和志丹本地的小吃，主打的就是绿色健康。

2022年从7月份开始开门迎客到10月份歇业，三个月里农家乐盈利十几万。相比搞一产投入的心力，三产确实来钱快。不过罗德军看得清楚，若非有鸡场奠定的好口碑，农家乐也不可能有如此人气。

这更像是一个延长了的产业链：先有A，才会有B。虽然收益上B大于A，但离了A，B便断了根。

近来在西安的志丹人打电话来罗德军农场订货的人一波一波的。罗德军也赶上了时髦，以班车拼座的形式往西安发鸡蛋。原先还在愁销路，现在是供应量快赶不上了。

这几年因为有罗德军的农场带动，周边山上种玉米和荞麦的农户比之前多了。但他觉得这样还远远不够，他希望高峁山整架山都能搞养殖，形成集群效应。

“农民不是不愿意搞产业，是害怕自己花了心血种了养了最后卖不出去。现在我这个农场摸索出经验了，下一步准备搞合作社，跟其他组民一起搞，有钱大家挣。”这也是他当初回来当村民小组长时应承下来的事。

据罗德军观察，如今马岔出去打工的婆姨女子比之前多多了，原来下不了苦的人，也都在给自己找营生。他想跟他们说，其实眼跟前就有个好营生。

06东升

“黄芥开花金点点,哥哥就爱你的花眼眼。”

“芝麻黄芥能出油,泪圪蛋蛋泡出信天游。”

…………

黄芥，一种陕北黄土高原上最常见不过的植物。如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样，它耐得住干旱贫瘠，也耐得了严寒酷暑。

黄芥开花时，近看如舒展开翅膀的黄蝴蝶，又如苍穹上的繁星点点，远观则如黄土地上铺就的一块块金色地毯。

陕北人极爱这种植物，爱它的花也爱它的果。陕北信天游里对黄芥花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将它比作情哥哥眼中情妹妹的眼，明眸善睐，含情脉脉。这与《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起兴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黄芥结的籽状若小米，成熟后颜色呈金黄或黄绿，生食有辛辣味。传统的榨油坊中，经过火炒、石碾、火蒸、包饼、排榨、槌撞等一系列烦琐工序，其貌不扬的黄芥籽身体里流淌出香气四溢的黄芥油。

饮食中往往沉淀着一个地域久远的文化。想要制作志丹当地的特色美食，炸油糕、荞面饸烙、炒洋芋条……几乎样样离不开黄芥油。

据不完全统计，志丹人每年要吃掉600吨黄芥油。但志丹本地黄芥的种植面积却肉眼可见地逐年缩小，绝大多数原料依赖从定边等地调货。

志丹县处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其境内梁峁密布、沟壑纵横、山高坡陡、河谷深切。这种地形地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机具的使用，加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让很多农户对需要精耕细作的黄芥望而却步。

相同土壤条件下：黄芥一亩地产300斤、收购价5元/斤，玉米一亩地产800斤、收购价1.3元/斤，两相比较，人们宁愿选择种植产值低但劳动强度小、田间管理粗放的玉米。

不仅仅是黄芥，荞麦、豆类、谷子等小杂粮也或多或少面临相似的境况。

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地盖厂房、买设备，修建杂粮加工车间，谁也不知道东升葫芦里卖得啥药。

东升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的脑瓜子。

别看这个40岁出头的小伙子看上去黑黑瘦瘦，个头也不甚高，但他的头衔却不少：农场主、合作社理事长、种养殖协会会长。

不过这些都还不足以让他成为志丹县的名人。他最响亮的名号是：一个懂知识产权的村党支部书记。

依托志丹县致农种养殖协会，东升先后牵头注册了“志丹小米”“志丹黄芥油”“志丹山杏仁”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如果没在这个位置上干，我也不大可能跟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相熟，更不可能懂得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东升常把自己的这点子眼界格局归功于村干部的身份。

算起来，东升已经在马岔村当了11年村干部，这比他辞去派出所临时工回村发展产业的年头稍短些。

志丹县选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一直有个导向——得在村上居住，在全省各地规范村“两委”干部坐班制度之前已是如此。这既防止“两头跑”“遥控指挥”等问题，也有益于稳固主导产业基础。毕竟村支书一头抓集体经济，一头还得兼顾家庭农场那一摊子，担子重，责任也重。

东升刚回村那会儿，起先在窦争山上搞了个养猪场，因为养殖技术欠缺加上市场不稳定，五年间赔了两三百万元。隔了两年他又开始养羊，正赶上羊的行情好，规模最大时发展到千头羊场。

这期间他还在养殖场周边流转了400亩地，雇人种了些核桃、洋芋、豆子啥的。

在种植养殖行业摸爬滚打十多年，东升总结经验：“比方说养猪，当猪掉价的时候，卖饲料的和猪贩子都不会让自己赔钱，谁赔钱？夹在中间的养殖户赔钱。搞种植也一样，赔钱的绝对不是卖农药化肥的。”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东升见好就收，把自己家庭农场的种植养殖规模控制下来，转而把大量资金投到农产品深加工上。

他发现，自从自家农场里购进了锯骨机、真空包装机这些加工设备，有了储藏鲜肉的冷库，愿意加入他合作社的养羊大户和家庭农场越来越多。加上“志丹羊肉”这一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给合作社使用，有了正经品牌的商品在销售上也迅速打开局面。

东升从中摸出了点门道：用二产来带一产，就像给长长的火车车厢前面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车头，整列车子都在加速。

养殖业的同业联合给了东升极大的信心。他仔细分析了种植业推行这套模式的可行性，加工车间、品牌商标、组织机构等硬性条件都具备，而且杂粮在志丹拥有绝对稳定的消费市场。唯一欠缺的，是农产品产量。

“得想办法把小农户带动起来，引导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搞适度规模种植，通过合作经营降低农药化肥的成本，引进小型机械降低人的劳动强度。”

不过东升也知道，这事急不得。他近来求到县农经站副站长张延军跟前，想着他见多识广，看能不能从外地给联系上一批黄芥种子。张延军刚给他回了信：“种子找下了。”

等种子一到，东升打算全部免费发放给加入合作社的种植户，但大家也必须按要求统一播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

待到这些黄芥开了花结了果，恐怕又有一番景象。

去新绿养殖家庭农场（以下简称“新绿”）参观了一趟，东升反应挺大。

这家同在保安街道地界上的家庭农场于2022年被评为陕西省“最美示范家庭农场”，与此同时它还是志丹县第一家成立非公党支部的家庭农场，其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

新绿是牛春海和白发财俩挑担领头创办的。创业之初，他们也经历了养羊、养鸡接连失败的打击，后来转型到养西蒙塔尔牛，才算是把产业稳了下来。因为养牛他们想到种高粱酿酒，酒糟喂牛，牛粪又用来肥田，如此循环往复，八九年时间用心经营下来，农场积累的资产相当可观。

东升是个爱算账的，他把新绿近五年来的年平均利润按一二三产分类绘制了一张表：

看到这样的收入，东升不禁感慨：谁能想到，当初起步时并不被大家看好的家庭农场，有一天可以发展到如此程度。

据统计，志丹全县3181个家庭农场总经营耕地16.54万亩，户均52亩，是全县农户户均经营面积的9.6倍；家庭农场年经营总收入5.4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收入17万元，是普通农户家庭收入的3.4倍。

这些家庭农场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加速了县域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了种养结构，最终推动志丹县以苹果种植为主、小杂粮种植和特色养殖为辅“一主两翼”的农业产业格局形成。

东升站在一个村支书的角度看，志丹县这几年培育家庭农场，还无形中助益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实际当中，家庭农场代管集体经济、租赁集体闲置资产促进集体增收等，均是新的合作尝试。

其实,随着家庭农场数量不断增多，家庭农场之间以及家庭农场与其他经营主体之间必将联合成更具活力的升级版合作社。因为只有如此，各主体才能获得更高效益。

东升心中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搞家庭农场联合体。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来驱动，把家庭农场与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同业或跨业联合，探索一条和“新绿”不一样的道路。

东升觉得，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儿好——旭日东升。

就如今天，阳光普照着散在山山峁峁里的家庭农场，它们依赖大自然而生，也是大自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