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基层治理领域，特别是街道（指街道党工委或街道办事处，下同），存在一些共性、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街道属地责任和部门属事责任边界不清，权责不一致；执法衔接不紧，“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街道力量薄弱，群众咨询或投诉事项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深化街道体制机制改革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
杨陵从理顺街道与垂直管理部门的关系出发，下沉治理重心和资源，为街道增添了执法力量、政法力量、社会力量参与治理。
发现：“事下人不下，责下权不下”
街道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成立之初的职责是，“加强城市居民工作，密切政府和居民的联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不断扩容，公共管理性事务急剧增加,当上级政府部门难以承担时，将任务拆解下移便成为工作惯例。
民政、环保、市容卫生、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都被纳入街道的工作范畴。不少基层干部感慨，“街道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遇到问题，一句属地责任就把人‘封印’住了。”
“不是街道不想负责，属地责任背后的无奈是，权责不一致带来的种种问题。”杨陵区委编办副主任李伟说，上级部门“事下人不下，责下权不下”,久而久之会导致街道工作负担过重、条块矛盾突出。因此，在街道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有着非常迫切的现实需求。
拿李台街道来说，整个杨陵25.3万常住人口中，有一半人生活在这里。近些年，随着城镇化效率的快速提升，辖区多个农村被拆迁，农民进城数量大幅增加，生活质量随之提升。
但与此同时，社区大型化、利益群体及诉求多元化也给城市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大学、企业、城中村、安置小区、商住小区在李台街道聚集，居民上下班严重堵车，小商小贩占道经营，“城市病”凸显，矛盾问题时刻上演。
位于辖区西端的天惠小区，由于建设时间较早，市政供热管网当时没能通到小区内。因此，开发商在300多平方米的预留地上搭起库房并对外招商。近几年，考虑到小区供暖，建设热换站的计划重新提上日程，可这个计划与违建的库房起了冲突。
2020年8月，李台街道下势要解决群众的烦心事。但跟多个部门沟通后，一个基础问题摆在眼前，“怎样认定库房是违建？”这是部门的疑问，也是开发商提出的质疑之处。
这里的“有关部门”涉及区住建局和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局认为，他们只负责公共区域，也就是小区以外的范围，小区内属于住建部门管理。而住建局的回复是，他们没有权限认定违建。
“我们最容易发现问题，却没有执法权；执法部门有执法权，但难以及时深入一线。更关键的是，部门条块分割，也存在执法盲区。”李台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王杰说，权责不一致让许多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拿拆除违建来说，街道只有巡查报告的职责，发现违建时能用的手段只有劝阻。可实际情况是，事情不能妥善解决，就是街道不作为。街道没有执法权，若是强拆或许会制造出更大的矛盾。
即便是左右掣肘，李台街道仍然计划着，要掌握基层治理的主动权。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他们多方联系，终于促成了第一次联合执法现场会。区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城管局等部门被邀请到天惠小区，共同商议违建问题。
“最后的方案是，由住建局起草报告，认定这块地属于公共用地，自然资源局认定库房违建，街道牵头负责拆迁。”王杰记忆深刻，“供暖问题在当年冬季来临前就解决了，多年的冷屋子变成暖屋子。”
街道统筹、部门联合执法的机制确定下来后，李台街道许多积累已久的问题迎刃而解。
离街道办事处不远的博学路上，有一个蔬菜批发集散点。一到凌晨两三点，客商便会开着货车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将200米路段堵得水泄不通。一旦发生火灾、就医等情况，消防车进不去，病人出不来，住在周边的群众多次举报无果。
不是不想解决，街道和社区劝过好多次，但收效甚微。疏堵首先要禁停，街道没有执法权，就是磨破嘴皮子也无济于事。其次，菜市场不能简单取缔，但没有部门介入，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后续问题。
联合执法机制下，每到深夜，交警、城管等部门都会聚集到博学路开展现场整治。他们一边疏通拥堵，一边研究更为科学的治理办法，经过20多天的引导，原来南北向停车的方式被替换为更加宽敞、且不影响车辆流动的东西向停车，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赋权：“让条条围着块块转”
许多街道干部感慨，让他们调动上级部门，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过去，遇到问题需要街道领导上报部门，部门再统筹安排，街道不得不绕着部门转。
究其原因，街道作为派出机构，没有经济管理权和行政管理权。这些权力基本集中在财政、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或者是其在基层的站所，垂直管理部门的人、财、物权都在上面，工作责任和考核则落在街道头上。在派驻机构只听从“条管”的情况下，便很难与街道形成合力，双重管理反而演化为“两张皮”现象。
理顺“条块关系”首先要对街道赋权。杨陵改革的关键一步是，赋予街道党工委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的权力，为了保障这些权力能落到实处，同时赋予街道对区级派出机构负责人的人事考核权，对派驻机构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考核权重分别不低于40%和50%，对实行坐班制的派出所民警的考核权重不低于60%。
“这次改革更加强调街道的统筹协调功能，因此赋权是第一步。”李伟介绍，为了使改革更彻底，他们还特意“加码”，对于四个派驻机构的科级干部，街道享有任免的建议权，以及对党员和公职人员的处分权和监察权。
杨陵在改革中将派驻人员的党组织关系转入街道党工委，成立综合执法、综治中心两个党支部。并根据部门职责“亲缘”关系，要求派出所和司法所的负责人兼任街道综治中心副主任，城管执法中队、市场监管所的负责人兼任城市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一系列举措都指向一个目标，让派驻机构和街道加强融入，让‘条条绕着块块转’。”李伟说，有了政策的配套和细化以后，很快显示出解决棘手问题的效率。
2021年，大寨街道盛龙小区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这对于住在商品房的300多户居民来说是个喜讯，项目涉及外立面、上下排水、供暖设施等方面的改造，一旦实施，小区的“面子”“里子”都将焕然一新。而按照政策，自建房不在改造的行列，对于同属一个小区的200多户自建房居民来说，显得有点不公平。
这部分居民心里的不平衡最终还是演化为“行动”，他们集体向省级相关部门反映诉求，相关部门经过仔细考察，认为大寨街道的做法不存在问题，项目可以实施。其实关于自建房参与改造的诉求，大寨街道也一直在寻找政策和机会，只是在当时还没有更好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街道不希望商品房的改造延误时间。因此，对于持续阻工的情况，大寨街道决定调动综治中心的力量参与治理。
司法所讲法律、讲政策，派出所开展现场执法，在街道的统一调度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时间过去一年，在合适的时机，大寨街道争取到区级财政资金200多万元，再与居民协商自筹部分资金后，一批自建房的改造顺利结束。
当街道与派驻机构的关系被理顺，街道哨声一响，部门立即配合，效率倍增。“这不仅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而是探索一个服务群众的反应机制。”大寨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振涛说，往常群众有问题需要四处奔波找部门，而现在，他们只需要来到街道，这里都有能力统一解决。
下沉：基层治理趋向精细化
司法部门在镇街设置派出机构时间较早，2020年年初，崔晗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从杨陵区司法局来到李台街道司法所任所长。七个月后，杨陵开始实施街道体制改革，崔晗有一个明显的感受，“这次算是真的下来了。”
相比以前街道和站所“两张皮”的状态，这次能彻底融入的关键一步是，崔晗的党组织关系转入李台街道。党的组织生活在街道统筹下安排，每个季度向街道汇报工作，兼任街道综治中心副主任，有了事情会议室一商议，立即就能解决。用一句话总结两者的关系，“现在的站所相当于街道的业务部门了。”
对于街道要对派出机构班子和普通干部开展考核一项，崔晗刚开始有些难以理解，但时间长了他发现，考核是一种动力和认可，督促他们从心底里下沉街道，以街道治理为重，以开展群众服务为重。
街道与部门的关系固然重要，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同样重要。
对于联合执法，部门也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李台街道市场监管所负责人朱婷举例说，比如年底要进行的烟花爆竹检查，它的质量、价格由市场监管负责，安全由公安部门负责，占道经营又归城管部门管理。一个部门单独检查，力量薄弱不说，还容易产生多头执法现象，而现在由街道统筹这项工作，问题不攻自破。
派驻机构与街道的深度融合，使基层治理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杨陵街道城管中队负责人陈鹏伟介绍，城管局曾根据镇街所负责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了每个中队的“责任田”，目的是和乡镇、街道的治理范围完全吻合，避免出现交叉执法或存在盲区的情况。除此之外，在不少业务开展方面也能体现出这一特点。
陈鹏伟以针对流浪犬的治理来举例。为了加强对流浪犬的治理，杨陵区委托城管局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同时各个镇街负主体责任。按照以前的思路，街道如果要开展这项工作，需要先到局里协调人员、车辆的配备，等到时间合适了，双方才能深入一线。而现在，只需要在会议室里一碰头，针对这项工作的行动就会立即展开。
商店“门前四包”的工作，一直令街道比较头疼。按照政策，临街所有的单位、门店、住户需要对其附近的绿化、秩序、卫生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更好地保障市容环境整洁有序，杨陵增加了设施一项，规定门店、住户要对他们附近的休憩、应急、照明等服务性设施做好维护。
街道头疼的地方在于，一旦发现问题，他们只能劝说。“一次劝不下两次，两次劝不下三次，再不行也就束手无策了。”陈鹏伟说，发现这一问题后，城管部门便与街道共同商议，将“门前四包”这项工作加入城管的执法事项清单中。虽然在法律条例中没有明确规定城管部门的这项职责，但将这四项拆开看，在法律条规里都能找到依据，“这样做实质上也为街道减轻了工作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