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5G大会上展示的智慧港口 张涛/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必须深刻理解把握，加快推进落实。
为什么要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消费互联网产业增长迅速，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电商、社交、搜索等领域快速扩张，营收规模、市场占比、技术研发等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近年来，消费互联网市场逐步由早期“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平稳成熟”阶段，市场趋于稳定、饱和状态。与此同时，伴随物联网、传感器、5G等前沿技术的渗透应用和优化迭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孪生工厂、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生的新模式新业态，逐渐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这也是未来驱动数字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趋势和动力来源。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2012—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3%，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提高至近30%。但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依然面临“大而不强”的困境，传统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兴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将会加快推进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用户体验改善、运营成本降低、技术创新加速等，为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提供重大契机。
培育新增长点的现实需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对于扩大内需、培育新增长点具有重要作用。从促进消费看，产业数字化改造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增加新的消费场景、消费方式和服务种类，可以扩大消费意愿，节省消费成本，激发消费需求，拉动消费增长。从扩大投资看，产业数字化改造，既拉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又拉动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还拉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扩大投资需求发挥着多种助力作用。从发展贸易看，产业数字化改造改变了很多实体产业的运行性质和特点，降低了远距离贸易的成本，带动新型贸易方式发展，对国内外贸易增长也有很大推动作用。
怎样推进“数”“实”深度融合
当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未来一个时期，我们应从关键技术攻关、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要素市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快实现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目前，我国在高端芯片、控制系统、工业软件等一些核心技术上，仍然面临受制于人的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实现我国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一是补短板。选取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网络安全等若干“卡脖子”技术，综合运用首台（套）补贴、首台（套）保险、政府采购、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多种政策手段，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和步伐，尽早实现数字技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切实筑牢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底座和国家网络信息安全屏障。二是强优势。加大对5G等优势技术商业化应用的支持力度，强化其技术领先优势和商业应用优势，保障数字经济发展。三是抢先机。在（数字领域）技术预测基础上，围绕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的细分领域，如碳基芯片、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及下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类脑智能），尽早开展研究攻关并抓紧推动示范性应用，力争在全球数字竞争中赢得主动。
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及运行模式，降低产业数字化转型门槛。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资本投入，以实现全面数字化改造。由于数字化转型投入大且回报周期长，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现实的资金约束。为此，应着力降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门槛。一是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数字化基础。重视数字化共性技术等准公共服务领域投入，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的隐性成本。二是加快5G、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结合行业、区域产业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综合运用用户补贴、政府采购等手段支持平台企业推广，降低客户企业的接入成本。
完善数字人才培养引进体系，支撑数字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复合型数字人才短缺，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培养和引进数字化专业人才。一是探索复合型数字人才培养模式。改变关键岗位复合型人才自我成长的模式，从培训体系、人事制度、用工激励等入手，形成系统性的复合型数字人才培养机制。二是做好高层次数字人才引进工作。统筹人才引进、安置、调配等各项工作并形成科学高效的机制，做到“引得回、用得上、留得住”。三是建立完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围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专业人员数字技能，全面优化调整课程设置和教育培训模式，形成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有机衔接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数据要素交易流通体系，充分挖掘工业大数据价值潜力。随着我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相关原始数据资源规模迅速扩张，但数据要素开发利用仍处于较低水平，工业数据应用明显滞后于市场营销、金融征信等消费服务领域。目前有关数据权属界定、交易定价、隐私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探索，还难以满足工业大数据交易和应用的实际需求。因此，要加快构建数据要素交易流通体系，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工业大数据资源，挖掘其价值创造潜力，培育和发展工业大数据相关产业。一是落实并细化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标准。构建多层次工业大数据中心体系，为数据交易流通、开发利用提供制度和基础保障。二是提升传统企业的数据资产管理意识和能力。引导企业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对工业数据进行采集与存储，积极开展企业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三是构建以数据服务为主导的工业大数据交易机制。培育专业化的工业数据服务商，发挥大型企业、设备和软件供应商、互联网平台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专业优势，建设多样化、多层次的工业数据服务供应体系。
推进高水平国际交流合作，优化数字经济外部发展环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等数字技术及产业面临脱钩、断链等风险，这些将会损害数字经济发展所依托的技术基础，最终制约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探索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合作交流。在“一带一路”倡议、RCEP与CPTPP等区域性协议框架下，推动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在更大范围的商业化应用。二是积极开展制度型国际合作。依托WTO、G20、APEC等国际性组织和平台，推动建立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推进《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合作协议签订，积极参与数字治理、数字贸易、数字税等重要议题的国际交流与协商谈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争取更多有利外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