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不做饭，一直不做饭。要做也能做，唯觉得做饭麻烦，浪费时间，且洗碗洗盘的，油腻满手，又腌臜,又龌龊，不管看着还是惦着，心都一紧一紧地收缩，妨碍了清爽和舒坦。
年少的时候，是母亲在家做饭，长成结婚，是妻子在家做饭。这种状态，思旧悄悄得意，思新便暗暗羞愧，然而岁岁如此，也并没有改变。
2020年以来，有几次妻子和我各居一屋。事发突然，非彼此所愿，且自己不可迁移。尤其让我窘迫的是，远近餐馆，全部停业。这是某个阶段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谓之静默。于是进食充饥、用膳活命，此问题也就要靠我解决了，遂硬着头皮，下厨做饭。
一旦来到灶房，我便想母亲。只要做饭，母亲就出现了。从择菜开始，母亲的神情遂清清楚楚，栩栩如生。
刚刚把案板放到台面上，我就看见母亲在擀面。母亲用的案板又大又厚，几乎长如书桌，宽如书桌，是数倍于我用的案板的。那时，我家有人八口，案板当然小不得。母亲能擀各种各样的面，斜式的，柳叶的，方片的，细条的，都行。众人吃饭，便一次下锅，由于有米，有菜，也不怕面糊。
接着我看见母亲在洗案板。母亲利索地给案板泼了半盆水，就以丝瓜瓤为刷子使劲搓，使劲搓。推算起来，母亲当时不足40岁。她斜着腰，右腕有了回旋余地，力量便注入丝瓜瓤，水遂带着渗进木质中的混合的元素流出来。母亲还嫌不够净，就用刀刃刮，直到陈旧的案板现出木质的白色。
蓦地感到那时候母亲太辛苦，太拼搏，真是亏欠了自己，就欲流泪，遂转念，等解封了，我将至坟上看望母亲。
我淘米，反复在掌中揉着，便看见母亲也在淘米。我淘的是大米，母亲淘的是小米，准备熬粥。我根本不学习做饭，熬粥也不会。母亲说：“会做饭就饿不下了。”可惜这种教育无用，母亲又说：“跟公子哥儿似的，油瓶子倒了都不扶，这咋办呢？”
有一天，我忽然有意熬粥一次，以分担母亲的冗务。母亲的习惯是天亮遂下地干活，放工了才做饭，这样，她就连片刻的休息也没有。也并非只有她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农村的妇女都是这样。不过那一天，是一个星期六，我说：“明天不上学，我给咱熬粥。”母亲没有夸我，不过她立即显出又高兴又欣慰的意态。她教我取一个碗，在口袋里舀半碗小米，先拣沙子，再淘。她嘱我不要把小米倒进生水里，等水烧开了，再把小米倒进锅里，且要用勺子搅一搅，以免小米黏在锅底。她叮咛，熬粥初要盖严锅盖，汤烧开了，搅一搅 ; 没有疙瘩了，继续熬，不过这一次便不能盖严锅盖了;要留下一条缝隙以冒气，否则粥会溢出来;用小火，且熬得越久粥越香。我如此操作，熬成了粥。母亲仍没有夸我，然而她的眼睛里洋溢的尽是喜悦和希望。
可惜我没有坚持下来，不但没有再熬粥，也没有再做饭。我觉得辜负了母亲，我对自己摇了摇头，心痛得如揪如拧，因为我永远丧失了为母亲做饭的机会。母亲临终都担忧我不会做饭，怕在什么非正常的状态饿了我。
我泡粉丝，就看见母亲泡粉丝。我抽了一小撮泡，是一个人吃，母亲抓了一大把泡，是众人吃。我浸木耳，就看见母亲浸木耳。我切萝卜，就看见母亲切萝卜。
母亲先切尾，再切头。萝卜身上起皱，且沿皱绣着泥，母亲也便也切了起皱的皮。萝卜糠心了，她便切掉糠心之处，留下丰腴的部分。我洗土豆，刮皮，切土豆，就看见母亲洗土豆，刮皮，切土豆。我做饭只用半个土豆，母亲会用两个或三个土豆。母亲用一块残瓷刮皮，皮黏在指头上，她便连土豆一起在水里濯一下，洁净了，才继续刮。母亲根据土豆的长相，把平实的一面置于案板，下刀切之。盆里盛着水，她把切成条的土豆悉放水中，是要得一些土豆的淀粉。我图简单，土豆切成条直接烹之。我取一棵葱，剥皮，去根，去枯叶，就看见母亲剥葱的皮，去其根，去其枯叶。母亲敏捷，每个动作都会准确且有力。
我在灶房做饭并不孤独，因为母亲陪着我。每天都如此，我到了灶房，便看见母亲到了灶房。母亲知道我不会做饭，所以她要教我，指点我。昔日母亲做饭的点点滴滴，无不印在我的脑际，我做饭只不过是照着母亲的样子行动而已。也许往日我向母亲默默学习过做饭，只是尚未操作过。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不得不做饭，否则要饿肚子的。我做饭，只不过是温习母亲教我的方法而已。然而唯我明白，压抑且沉闷，我想母亲了。
遗憾我仍不会做饭，我的所谓做饭，仅仅是煮熟菜、煮熟肉、煮熟蛋、煮熟米和面罢了。一周，两周，一月，两月，每天做饭不止，但我却没有炒过一次菜。我用一个锅，反正是煮，始终是煮。我估量菜煮熟的难易程度，分批放菜。难熟的，先煮；易熟的，后煮。所有的调料，包括不必烧热的芝麻油，皆是一次投入其锅。统统煮熟以后，我便倒进碗里。
妈，我做的饭非常香。你放心，在静默的日子，我一个人，并没有饿着。
（本文刊发于《当代陕西》202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