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创业就像一个成长加速器，驱动我要把生活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把自己的感受放到第一位，想要什么就要去争取和尝试。”
在现代社会中，“成年人”的定义有时被简化为两点：拥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独立。这两个标准不仅是人生的指南针，也是能被社会认可的标志。
而如今，年轻一代对于工作与生活的权衡态度正发生转变：既要生存，也要生活。这句话代表更多年轻人的价值追求，也正被他们所践行。
面对工作的“卡壳”，年轻一代尝试用行动去回应，去拥抱改变。选择没有答案，但有态度。
真的有“岸”吗？
在“人要有稳定工作”的价值判断下，考试的独木桥上挤满了人，仿佛只有挤赢者，人生才算“上岸”。
李婷也有很标准的答卷：考上研究生，毕业回老家进入体制内，每一步都走在“令人羡慕”的轨道上。
工作中的每一天都是按部就班地去做需要做的事情，每个人的职责分得都很明确，她却有点厌倦了这样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迷茫，害怕自己一辈子待在这里。”李婷说，“我甚至拒绝了周围人介绍的所有相亲，因为怕一旦结婚生子就真的走不出去了。”
她觉得小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两个陌生人东拉西扯的聊天，很可能就会发现彼此有亲戚关系或者其他关联。大家的社交圈子往往互相重叠，个人的名声和别人对你的评价变得特别重要，几乎决定了他人对你的印象。
而每个人的身后，早已贴满了各种被别人定义的标签，这种无处可逃的感觉也会让她厌烦。
以前读书时，李婷总信誓旦旦要走出这座偏远小县城，去大城市读书、定居，让下一代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结果读了7年书，兜兜转转又回到小县城。
她也明白“甘蔗没有两头甜”，人才引进回到家乡，是刚毕业的她最好的选择。
在小县城，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每周都可以回父母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较低的生活成本，房子、车子踮踮脚总能够得到，安家似乎要比大城市容易得多。
安稳的生活与内心对大城市的向往常常让李婷陷入挣扎，“刷朋友圈时，感觉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看到同学们都在大城市工作，分享精致生活时，她内心就会冒出“不管了，辞职吧”的念头。
“难道辞职去了大城市就一定会幸福吗？”“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吗？”“我真的能再次考上大城市的编制吗？”冷静后，这些问题反复鞭打李婷的内心。
但现在她想明白了，人生本来就是很多次选择构成的结果，每一次选择都会影响下一个节点的走向。
“刚毕业时，我也思考过，是不是应该去大城市找工作，但现在想来，人是无法预知未来的。当下工作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最优解。同样，对现在的我来说，‘努力走出去’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李婷说。
自己养活自己
肖航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上面还有一个姐姐。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在大学时期就已经规划起今后的工作，要尽快“自己养活自己”。
肖航本科就读于“211”院校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大三那年在面临求职与读研的选择时，他看到毕业后的学长学姐们的薪资与他理想薪资相差甚远，本着“多赚点钱”的朴素心态，他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生。
早高峰挤地铁的年轻人
如何平衡求学消费与未来的赚钱能力，平衡家庭经济情况与求学潜能，是肖航在求学之路上所遇到的课题，“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的选择会决定你好久之后的命运。”肖航说。
因此，哪怕本硕期间的学费都是助学贷款，生活费大部分来源于实验室补贴或是奖助学金，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
读研期间肖航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也更明晰了，少了点本科时的“功利”，多了些未来的期许。
他可以接受工作城市离家稍远，也可以接受自己的薪资待遇稍微差一些，但要有发展前途，最后入职了半导体行业的龙头公司。
第一次收到银行发来的工资短信时肖航正在骑电动车，看到那个数字时激动地立刻把车停在路边，脑海中开始规划如何分配。“那时候的我，最重要的是早日攒够还助学贷款的钱。”肖航说。
他把收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于偿还助学贷款，一部分给父母补贴家用，剩下的则用来应付自己的日常开销。
有了稳定的收入后，肖航发现自己的心情会随着银行卡里存款的数字上升而高涨。存够了一定金额，他一次性还清了助学贷款的本息，“还清贷款的那一刻，肩上的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体会到自食其力的成就感。”
在外人看来，肖航是那个从名校毕业、从事高薪工作的成功人士，但实际生活的酸楚只有自己最清楚。白天，出入高级写字楼，看起来光鲜亮丽；晚上挤地铁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一面。
早晚高峰有时候要等两三趟地铁，才能挤进人满为患的车厢。人群被栅栏分割，来来回回地绕弯子，让肖航想到小时候玩的贪吃蛇游戏——大家就像游戏里的小蛇一样，为了前进一点点而不断蜿蜒。
“我不敢停，一旦停下来我会觉得辜负了父母的养育、辜负了自己、也白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肖航说，每天都要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以及同事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无数个崩溃的瞬间。但回想起来时的路有多么不易，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他只能打起精神继续卷。
将感受放到第一位
从事市场策划的高月，和200多人挤在写字楼的同一层，她实现了自己学生时代的梦想：做写字楼里的女白领。
但这份工作的另一面是，在一个长期晒不到太阳的角落，她被没完没了的加班和复杂的职场关系所折磨，“无效工作对我来说很痛苦，所以辞职了。”
不用上班以后，高月每天窝在家里刷手机。有一段时间觉得人生失控，她选择看书和摄影来恢复自己的控制感，用最小单位的进步确定生活的秩序感。
当不再受制于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高月发现摄影带来的快乐远超过去。她开始接产品拍摄的客单，特别是那些无生命的物品，如杯子、蜡烛或是香薰等等。
“周围的朋友会开玩笑说我是自由职业者，但我并不认同，自己只是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的人。”高月说。
在她眼里，将摄影作为职业并非初衷，而是社会规训和期望的结果，“在多数人看来，成年人应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工作，否则可能会被视为生活不稳定，甚至被认为是失败者。”
高月认为，人们之所以难以接受“没有固定工作”的事实，是因为它挑战了传统的价值观和安全预期。
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意味着要面对收入不稳定带来的焦虑。尤其是在深夜里，高月常常会陷入“假如”的问题中——“假如这几年我一直上班，会挣多少钱？”虽然现在拍摄产品有一部分的收入，但并非长久之计，她需要尽快找到能够和之前收入持平的新工作。
“真正的挑战并非在于获取外界的认可，而是在于如何建立自信并接受自己的选择。现在的我更将感受放在第一位。”高月说，做那些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便最终的结果可能与预设的有所不同，她也会坦然接受这一决定带来的后果。
李昂和高月一样，遵循内心的声音，放弃朝九晚六的工作，成为创业大军的一分子。
李昂在西安音乐学院读书期间一直兼职带课，毕业后进入师兄开的音乐培训机构，成了古典吉他老师。
当时他就职的机构觉得线上有“钱景”，将业务逐渐转移到线上，安排李昂写脚本、出镜拍摄短视频为机构招生，这种工作状态和李昂所期望的出入很大。
于是当了6年老师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创业。
恰巧这时有两个同学从德国进修回来，三个人一拍即合，开了古典吉他工作室。辞职创业的决定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青年人态度。但他们也有一堂必修的创业课，那就是如何成为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半年内跑遍西安的大街小巷，最后在靠近地铁站的写字楼里租了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为了扩大知名度，他们自掏腰包在西安音乐厅举办演唱会，邀请西安音乐学院的外籍老师一同弹奏，请潜在客户欣赏。
打工人对创业的最大期望是获得自由，但开了工作室后李昂才明白：首先失去的就是自由。有客人来得守，没客人也得守；生意好舍不得关门休息，生意不好更是焦虑得要守。
他的工作室已经开业半年多，李昂并不关心什么时候能开始盈利，他更在意工作室的知名度到底如何，教学质量是否得到学生的认可。
未来一定会成功吗？没有人能回答。创业值得吗？这个问题李昂也没有定论，“对我而言，创业就像一个成长加速器，驱动我要把生活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把自己的感受放到第一位，想要什么就要去争取和尝试。”（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