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全球化背景下，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将产生不小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其理由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优势和特点。
产业门类齐全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产业门类齐全，且完全可以独立自主、相互协同地健康发展，不畏全球产业链的生乱添变。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建立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格局，形成了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之首。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早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就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多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约971倍，年均增长11%。①
传统产业，以钢铁为例。1949年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只占当年世界产钢量的0.1%，2018年钢产量已经超过9亿吨，增长5799倍①，长期占据世界钢铁产量的半壁江山。现代信息通信业进步巨大，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光缆长度超过4500万公里，电话用户总规模达17亿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4.4亿户，网民数量达8.54亿①；在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甚至局部有领先的态势。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自动驾驶、智能家电、VR/AR、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也方兴未艾。
但是，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层面看，在材料科学、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研究还需进一步突破和加强。
市场空间巨大
拥有一个14亿人的消费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不断释放消费市场空间。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消费的升级为经济良性发展带来了新动力。从汽车到手机，从大众消费品到奢侈品，国内的有效需求在过去十多年见证了跳跃式的发展，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内部消费需求的成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稳定器。
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和农业集约化现代化的进程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变革，广大农村人口消费和基础实施完善提升将成为拉动经济的又一动力源。
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过万美元后消费能力和水平都将会有很大的提升。随着全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中产阶级队伍将会进一步壮大，他们将成为未来消费升级的主力。
从消费增速看，中国承载了全球近1/5的人口，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中国消费市场对世界消费增长是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市场。2013年—2016年，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中国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7.5%，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2%、1%和0.6%，世界消费市场的年均增速为2.4%。②
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快速拥抱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红利。以电子商务和快递为代表的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就是在物联网和大数据下快速兴起的行业，进而引发数字金融领域的革命，改变了消费模式，使得消费更加便捷化、多元化。
要素资源充盈
从传统要素看，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三，即资本、劳动力、土地。从发展阶段看，除了这三个传统要素，还有三个新要素，即科技创新、制度和数据。三大传统要素和三大新要素从数量、质量和效益等方面相互叠加、不断发力，共同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奠定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稳中向好的基础。
资金充足，储蓄率远高于世界上多数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始终处于高位。高储蓄率的有力支持，使得投资率保持高位，为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资金保障。我国2018年储蓄率为45.7%，其中居民储蓄率近40%，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2016年，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居民储蓄率最高的3个国家分别为瑞士、瑞典和墨西哥，分别为18.79％、16.02％、15.45％（2016年）③，相比之下，同期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36.1％。2018年底，美国居民储蓄率仅为7.6%，我国是美国的5倍多。加上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始终保持高位，发展经济的资金更是充裕。
劳动力数量红利虽已结束，但质量红利已经到来。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2012年以来，我国16-60岁的劳动人口有所下降，劳动力成本也明显上升，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不少的影响。但是，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总人口突破14亿人，劳动力约为9亿，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在64%左右。更重要的是，劳动力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升。近年来，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都高达数百万人。仅2019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为874万，加上478万的中职毕业生，仅一年就向劳动力市场输送了1352万高素质劳动者。所有这些，都推动着我国正在从“人口红利”迈向“人才红利”、从“劳动力红利”提升到“工程师红利”。
土地资源结构不均，但土地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成区面积快速扩大，许多大中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近年来用地已趋紧张，对产业发展形成约束。但就全国来看，总体而言土地面积广大，自然条件较好，只是供地结构存在问题。未来通过土地指标计划管理方式的调整，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还能释放出很大的土地和资源潜力，能够满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同时，科技创新、制度、数据三大现代要素不断赋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技术进步是经济繁荣的根源，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从过去的技术“跟跑”为主，到现在一些领域已逐渐赶上进入了“并跑”阶段，甚至在个别领域已经进入了“领跑”。创新驱动正在成为支持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新动力。
改革红利频现
改革开放、体制机制改革红利还有很大空间。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可以进一步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
从全球的经济发展看，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人均GDP仍处中等水平，中国经济内部还有巨大的改革空间和发展空间。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激发要素潜能，这些内生要素将使得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满活力，富有韧性。
区域经济协调整合发展红利。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发展不平衡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之一。发展的不平衡首先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指东中西、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甚至城市内部、发达地区内部、一些农村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现象。通过进一步整合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可以不断释放红利，增添发展动力。
制度型开放释放全球化红利。未来开放的重点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加快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如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营商环境改革提高效率。坚持市场化导向，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随着这些改革和政策的落实，必将激发企业和企业家创业、创新、创造和创富的极大潜力。
国有企业改革提升效益。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通过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和制度创新破解国有企业在人才激励、权力制衡、竞争力提升、资本收益率低等方面的桎梏，真正激发国企的活力，提高国有资本效益和收益率。
制度优势明显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风云中，我国形成了具有强大动员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的国家制度，历史上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面临自然灾害、战争等重大威胁，但始终迄今不倒，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永乐大典堪称典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现在正处在“强起来”的关键历史时期，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依稀可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提出了十三个方面的“坚持与完善”，为国泰民安奠定了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坚持定力，继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机制体制，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就一定能再次激发出巨大的经济内生动力与潜力，支撑中国经济行稳至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领导制度是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根本保证。这次疫情的有效防控，充分彰显了这些制度的强大优势，也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姿态。
近年来，中国经济虽然总体增速在下降，但基数已很大、结构在优化、方式在转变、效益在提升，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总趋势。
当然，中国经济在乘风破浪之际，肯定会遇到狂风和险滩。在这场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态势下，我们对中国经济必须保持清醒，未雨绸缪，化危为机，坚持定力，增强自信，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高度重视风险，科学应对风险，着力化解风险。既要有效辨识黑天鹅，又要不断防范灰犀牛，还要高度警惕蝴蝶效应。
此次疫情将在短期内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但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并不会受疫情这一短期冲击的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不会因疫情改变，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高质量发展不会因疫情发生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不会因疫情发生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因疫情发生改变。我们完全可以坚定信心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