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结合的前提是契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关注社会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前提和条件——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科学理论体系，从现实的、具体的人出发来观照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是一种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入世的哲学思想。
所谓入世，特指一种思想或理论以社会现实为研究对象，将自己的理论投身社会，关注人生，关注人事，关注现实。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还是道家消极的入世思想，乃至法家、墨家、兵家、形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的思想，都主张关注世事、重视人事。
相较而言，宗教文明把出世作为最高追求，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于虚幻未来，使人成为某种外物的附庸，或服从于神秘的主宰者，或听命于上天的安排；所谓理性文明虽然将追求真理视为本质特征，关注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但由于其以抽象的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总是向人之外处寻求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样具有出世的症候。
马克思主义受到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不仅仅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作出全面、历史、客观的分析，创立了唯物史观，并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哲学的根本目的，主张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一举摆脱了西方宗教文明的桎梏，冲破了科学技术中心主义的狭隘界限。
关注人以及人的存在、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以伦理文明著称的中国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中主张“向内求”“求诸己”“求放心”；实在求不到，就“无为而无不为”，不会刻意把不满、矛盾抛向外边，乃至攻讦他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关注人与自然的统一。面对困难和灾难、矛盾和冲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政治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社会层面的、自然生态层面的，总是提倡包容、宽恕的态度，不断奋争、吸纳、创新和发展，从人的存在与发展上立住脚跟，从人的内在心性上作个了断。
马克思主义也关注人，关注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解放，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本质上的呼应与关联。
从相互契合到有机结合，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是机械的外部联系，而是全面的、有机的、内在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谈“第二个结合”，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僵化教条；既不能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又不能借口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糟粕而完全抛弃。
从相互契合到有机结合，既要把握住契合点，还要把握住线和面，重点和关键是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来把握，从内在本质性上去结合，从根脉上去贯通，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营养，以便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本”。
进一步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诸子百家都将人放在极高的地位上，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由此，“天命”“敬德”“保民”三者得以联系起来，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具有高度契合性，对我们党的长期执政具有重要启示。
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育，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儒家的“德政”“礼治”，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道家的“无为而治”，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注重返璞归真，顺应人的发展而不妄为；法家主张“不贵义而贵法”，开辟了“依法治国”的先河；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诠释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等学说，衍生出自我修养、戒谨慎独、诚意正心等道德修养。
总之，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伟大实践中产生的，是不断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营养产生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