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现抗战救亡气氛
1937年8月，中共南方局根据梁国斌、罗化成的请求，派他俩到闽西南张鼎承、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即后来的新四军二支队）工作。9月，二人参加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从延安回来的方方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指示。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斗争十分复杂，蒋介石采取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的手段，妄图乘机吃掉我们的部队。而在王明右顷投降主义的影响下，我们有些同志放松了对国民党的警惕，使我们的军队受到了一些损失。闽南一支经过流血奋战的近千人的红军游击队被国民党广东军阀包围缴械。这次会议，使与会同志对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自卫”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会后，张鼎承司令员把梁国斌找去，谈了龙岩的情况，说：闽西南省委决定，让你担任闽西南抗日义勇军驻龙岩办事处主任。张鼎承司令员把主要任务交了底：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当局联络，领取军费及物资；扩大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宣传，扩大政治影响；联系和护送各地来抗日义勇军的干部和青年；以及秘密发展党的组织。
龙岩是闽西南的要地，局势复杂，斗争很尖锐，虽然邓子恢等同志已经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达成协议，但是国民党仍然千方百计限制我党的活动，对我戒备森严，在办事处周围布满了特务监视。在这种情况下，梁国斌以办事处主任的身份经常会见龙岩的军政界、工商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上层人士，向他们宣传我党的主张，争取他们的合作。标语、传单在城内四处张贴、散发，救亡歌曲满城传唱，死水一潭的龙岩城出现了热烈的抗战救亡气氛。
当时，国民党地方政府被迫接受我们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实现共同抗日”主张，并达成协议：抗日义勇军停止打土豪筹借粮款，由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每月供给数千元的军费。但是，两个月过去了，军费仍无着落，我们这支数千人的部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
国民党当局拖延不给，梁国斌几次找专员、师管区司令交涉。他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们的部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白沙洲集训，准备开赴抗战前线的，这完全是符合民族大义的光明举动，你们想在军费上做文章，设置困难，就不怕承担破坏协议、破坏抗战的责任吗？”
专员听了，一面答应请示上级，一面又无理指责共产党“借这件事在外搞蛊惑宣传。”
梁国斌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我们共产党就像大庙里的钟，轻撞轻响，重撞重响，你们办得事情没有道理，难道还不让人说明吗？！我们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同你们打交道多年，是老相识了，你们也很清楚，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你们‘围剿’了三年，想饿死、冻死我们，这都没有办到，更何况是今天！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是有办法的，既然你们首先违反协议不发军费，那么我们也可以按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向有钱人家‘借’一点款，这不是打土豪，而是你们逼出来的。”以后，梁国斌派人一天几次去催促，又加上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逼得他们几次打电报给省政府，要求赶快把军费发下来。
深秋的闽西，寒意逼人，而支队的干部、战士及家属还缺乏过冬的衣服。为了让同志们尽早穿上新军装，梁国斌决定通过商会，向布店借布，缝制军装。一天下午，梁国斌将龙岩城里各布店的老板都邀请到办事处来，寒暄一阵后，他便通报了国民党违反协议克扣军费、企图刁难我们部队的情况。他对这些老板说：“我知道诸位都是愿意抗日、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的。眼下即将入冬了，而我们部队的军装至今还没有发，我们希望诸位能暂时借几匹布，帮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
为了打消他们的故虑，梁国斌又说：“诸位不要担心，共产党向来说话算数，我们借归借，拿归拿，只要省政府的军费一到，立刻就把布款还给你们；假使有人要破坏统一战线，闹分裂，撕毁协议，不发军费，你们也不要害怕，红军就是打土豪也会还你们的，决不少你们一文钱！”
商人们听了，一方面觉得国民党太不讲理，另一方面他们想到自己的家属和财产大都在乡下，也害怕我们打土豪连累到他们，于是连连点头，纷纷表示同意。当天，各家布店就你五匹、我十匹地把布送来了，把办事处的厅堂堆得满满的。梁国斌等人又找来许多裁缝师傅，连续几个昼夜不停赶制，做好了几千套军装，立即派人送到支队。当几千名战士每人发到两套崭新的军装时，无不欢呼雀跃，士气更加高昂。
10天后，国民党省政府在我方的一再抗议下，终于把军费如数发下来了。梁国斌又把布店老板们召来，把赊欠的布款一一还清。老板们见共产党如此讲信用，纷纷掏出钱来，作为“外水”酬劳。梁国斌一一谢绝，并向他们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如果你们认为布价太高，可以降低一些，那你们看着办；但是，我们是不会像国民党军队那样，七折八扣来打你们的算盘，或者要你们的‘外水’的”。老板们很受感动，回去后都成了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经济限制，非但没能卡住共产党人的脖子，反而在群众中输了理。龙岩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逐步影响到周围各个县。但是，长汀一带的局面一直没有打开。长汀，是我们闽西红色根据地的中心，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入闽后，长汀人民就跟着共产党，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踊跃参加红军，不屈不挠地同蒋介石反动派浴血奋战，打出了红色的政权。在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革命事业一片兴旺。后来，由于王明极“左”路线的统治，红军没有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西征，从此长汀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把对红军的怀念，对反动派的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日夜盼望着红军早日归来。
一天，张鼎承司令员电话通知梁国斌去一趟。一到司令部，张鼎承司令员就对他说：“新四军军部要我们派人到长汀去接电台和干部。你是长汀人，情况熟悉，这个任务由你去完成最好。”
张鼎承司令员指示梁国斌带领一个连，不仅要安全、妥善地把干部、电台接到，更重要的是到长汀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政治影响，打破敌人的欺骗。同时又告诉梁国斌：支队北上抗日行军的路线要经过朋口、长汀等地，你要借机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为将来支队的行军作好准备。
次日清晨，梁国斌带上一个连的战士分乘几辆汽车出发了。暮色降临时，他们赶到了长汀，梁国斌的心情非常激动，这里是他的家乡阿！梁国斌安排部队先在车站休息，他带着警卫员去专员公署，联系接干部和电台的事宜。在联系中，他了解到长汀城内驻有国民党保安第八团的部队，为了预防万一，他把部队带到小校场原来的省苏维埃保卫局旧址住下。当晚用电话与新四军瑞金办事处主任肖忠全联系，得知干部和电台还要等几天才到。于是，第二天他就马不停蹄地到专员公署、保安团部、县政府、县党部和商会等处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了解长汀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长汀的人民群众奔走相告，纷纷来到部队的驻地看望。长汀的各界人士也到部队办公的地方拜访。每天晚上，梁国斌的家中都挤满了人，许多在城里、在山上坚持斗争的干部、党员以及群众来纷纷来看望梁国斌，叙谈这几年的艰苦斗争，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表达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怀念。
不料，情况突然起了变化，新四军瑞金办事处遭到国民党江西保安团的袭击，肖忠全同志英勇牺牲，所有的干部和电台全部被敌人扣押。国民党顽固派又在制造新的事端，长汀突然吃紧！城外的敌人纷纷调进城内，形势十分紧张。面对这种情况，梁国斌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派人回龙岩向支队司令部报告，以取得上级的指示；另一方面，他带一名干部和警卫员，到国民党保安团团部“单刀赴会”，强烈抗议顽固派袭击我瑞金办事处的罪行，揭露他们的阴谋。
梁国斌厉声责问他们：“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日寇侵略之时，有人公然践踏‘停止内战，一切对外’的协议，悍然袭击我新四军瑞金办事处，枪杀我办事处主任，抓走我几十名干部，抢走电台，难道这就是你们平日口口声声高喊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吗？”
保安团长万万没有想到梁国斌等人这么快就得到了“瑞金事变”的消息，一时慌了神，只得推脱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梁国斌紧追不放，逼得他没法，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是“破坏抗日救国的行为”。
梁国斌话锋一转，单刀直入：“贵军既然知道这是破坏抗战的行为，那么，请问，你们调动那么多部队进城，在全城布置戒严，是为了什么呢？”
保安团长狡辩说，这属于他们的内部调整，外界不必过问。
“可是，你们在我们的驻地周围增岗加哨，构筑工事，并且派来大批便衣特务，尾随监视我们，这一切又该作何解释？！”
保安团长见再也无法掩盖，终于漏出真相，反咬一口：“我请你们也要注意不做赤化宣传，扩大武装。”
梁国斌当即严词驳斥：“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均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国民党当局也曾许诺给人民许多抗战自由。我们在长汀忠实执行自己的抗日救国宣传，同时拥护国民党的抗战诺言，争取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活动，何罪之有？我们揭露日寇暴行，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这样的宣传活动，何罪之有？至于广大热血青年强烈要求参加抗日武装，开赴前线，这更是符合民族大义的壮举，何罪之有？！今天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旦夕，全国人民无不为之痛心疾首，而你们非但不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反而对我党的抗日活动横加限制，甚至处心积虑地要破坏统一战线，你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博得日寇的喝彩而遭全国人民的唾骂！”
保安团长理屈词穷，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他害怕把事端闹大，激起民愤，只得答应解除长汀城内的戒严，保证梁国斌等人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最后，他强装笑脸，恭恭敬敬地把梁国斌等人送出门外。
后来，经过新四军军部和支队司令部的再三交涉以及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国民党不得不把扣留我方的干部、电台和枪支弹药全部归还，瑞金事件得以解决。
建立淮南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8月，梁国斌以新四军军部巡视员的身份，受命从皖南军部驻地出发，渡江到江北地区巡视战斗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地区的新四军的保卫工作。在这里，他应用积累多年的战斗经验，依靠各级党组织的支持，坚持不懈地组建军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亲自挑选干部，训练干部，亲自讲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保卫工作人员。
1939年春，新四军军分委书记、副军长项英同志到二支队来视察工作。他了解到梁国斌在中央苏区曾搞过保卫工作，就调梁国斌到军部，准备派他到江北指挥部去搞保卫工作。在去江北之前，梁国斌担任军部教导总队调查统计科长。
1939年8月，新四军政治部指示梁国斌以军部常驻江北指挥部巡视员身份，带着几名干部和参加完新四军党代会准备回江北的支队代表一起，从皖南军部出发，横渡长江，穿过了日寇的封锁线，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首长和梁国斌具体地研究了江北部队的保卫工作。邓子恢同志说，这里是新开辟的地区，我们到达只有几个月，军队和地方的保卫机关还没有建立起来，暗藏的汉奸、国民党特务、土匪流氓、恶霸和封建帮会活动猖獗，司令部周围更是特务如麻，拼命窃取我军的情报。他问梁国斌：“你看治安保卫工作怎么搞啊？”
梁国斌说：“如果像皖南那样，服从国民党的‘军法条例’这个紧箍咒，就没有办法搞好保卫工作！”梁国斌接着说：“按照那个‘军法条例’我们只准搞军内，对地方上的反革命分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搞破坏，而不能动他们一根毫毛，这怎么能搞好保卫工作呢？中央叫社会部，延安叫保安处，八路军叫保卫部，只有我们叫调查统计科、军法处。我早就向项英同志提出，不要用‘调查统计科’这个名称，他都没有同意。我总觉得，只有把军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治安保卫工作做好！”邓子恢同志听后说，指挥部正考虑着要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应该把军队和地方的保安工作结合起来。
当时，正是“杨、曹逃跑事件”（四支队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腐化堕落，叛变投敌，国民党利用他们反共）和财神庙游击队被缴械之后，四支队一些干部战士思想不稳，要开展部队保卫工作阻力较大。因此决定首先到津浦路东，从五支队开始，抽调干部，举办保卫工作训练班，培养干部，把部队的保卫工作系统建立起来。
几天后，梁国斌离开指挥部，到路东半塔集五支队驻地举办“路东保卫训练班”，二十多个学员大都是五支队的营教导员，少数几个团级干部和地方干部。当时一个教员也没有，梁国斌就自己担任教员，给学员们讲治保工作的重要性和党的肃反、保卫工作的方针、政策。还请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方毅讲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等。
一个多月后，训练班结业，五支队从支队部、旅、团、营各级都配备了保卫干部。梁国斌回到路西江北指挥部，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法处”。以后，以军法处的名义，陆续又办了几期训练班。到1940年春，江北所有部队的保卫工作都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梁国斌他们深切体会到没有政权的困难，只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才能改变被动的局面。
1940年春，新四军在淮南津浦路东半塔集打退了国民党韩德勤部的进攻，为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条件。这时，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就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派了大批干部到路东八县（盱眙、嘉山、高邮、仪征、天长、来安、六合等县）担任县长和半塔直属区区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群众发动起来了，各县的区乡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部。5月，路东抗日民主政权“淮南津浦路东抗日联防办事处”成立了，邓子恢同志任主任，方毅同志任副主任，梁国斌兼任地方保安总处处长。以后，淮南路西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地方政权建立起来后，各种抗日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部队的给养顺利地得到解决，显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巨大威力。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当地反动势力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淮南路东原来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反动地主手里还掌握着被打散的国民党小股部队，受恶霸、反动地主控制的青红帮、红枪会等封建势力以及暗藏的汉奸和国民党特务，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残杀我们派下去的干部，袭击我们的基层政权。由于我们来的时间不长，虽然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但还很不巩固，有些县、区的地方武装实际上还是被地主、恶霸分子掌握着。针对这种情况，梁国斌拟了一份电报请示，讲到地方上的特务、土匪如麻，反革命活动猖獗，要求把军法处和地方保安处结合起来，加强对敌对分子的镇压，保护新生的革命政权。
这样，除了指挥部军法处之外又建立了淮南津浦路东联防保安总处。有了这两个机关的组织力量，才有可能把军队和地方的保卫工作结合起来，统一领导，合署办公，有利于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主动了解情况，保卫军队和根据地，加强对路东反动地主的镇压。
紧接着，梁国斌又组织举办了一个较大规模的保卫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锄奸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党的保卫工作历史，保卫人员应遵守的纪律作风等。这个训练班有几十名学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有的是高中、大学毕业的，经过一段时间革命斗争的锻炼，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训练班时间虽短，但收效显著。
1940年7月，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八个县的反动势力，趁我主力部队开赴淮北之时，以为时机已到，几乎在同一天有好几个县同时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疯狂地残杀我们的干部、群众，妄图推翻新生的路东抗日民主政权。
反革命暴动刚发生，江北指挥部和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就指示各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打击反革命分子，争取受欺骗被胁迫的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并且立即作了平定暴乱的部署。指挥部命令教导队在蒋坝一带阻击匪徒们渡淮河逃跑，五支队警卫营开赴来安，军法处和保安处在天长、仪征、高邮一带镇压暴动。
接到命令后，梁国斌迅速做出决定，通知各县保安分处主任，组织力量，镇压各地的小股暴徒，同时为前来清剿的部队提供情况。整个军法处机关从干部到伙夫、马夫，不管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拿起了武器，只留下两个班的兵力，负责看守犯人，保卫机关。梁国斌亲自带一个连的兵力到天长、仪征、高邮等处敌人势力较大的地区，去镇压反革命暴动。由于中央局和江北指挥部的正确领导，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粉碎了这次路东八县的反革命暴动。平定了这次反动地主武装暴动，镇压了几百个反动地主、恶霸、土匪头子和国民党特务，就比较彻底地清仓除了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暗藏的反革命武装力量，革命的政权更加巩固，根据地的党政组织更加发展了。不久，各地的民兵组织和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都纷纷成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