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歌》手稿、原件藏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前不久，在中俄联合举办的“和平薪火时代新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中俄人文交流活动现场，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以中文倾情演绎了这首词曲均由贺绿汀创作的、耳熟能详并承载深沉历史记忆的经典旋律。当铿锵有力的音符在耳畔激荡，又仿佛看到了革命先辈们在崇山峻岭间痛击侵略者的壮美图景。
游击队员的形象跃然化成了音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淞沪抗战在上海打响。青年音乐家贺绿汀离别妻女，毅然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踏上了北上抗日救亡宣传的行列。当演剧队听到平型关、阳明堡战役捷报后倍感振奋，为奔赴战场于岁末渡过黄河，来到了山西临汾城郊刘庄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彭雪枫主任热情地接见了演剧队的成员。连队真实的战斗生活，战士火热的革命豪情、浴血奋战的动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贺绿汀；彭雪枫为八路军学员所作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抗日游击战术讲授，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使他对游击战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认知，心中激发起强烈的创作欲望。
怀着满腔热情贺绿汀开始了具体的创作工作，但一开始以何种形式与视角切入创作并未形成清晰的想法，也没有构思出契合主题、精准传神的歌词与旋律。于是贺绿汀一有空就与战士泡在一起，深入了解游击战士的战术与生活，于是，游击队员们迈着坚毅的步伐穿梭于深山密林间的形象被贺绿汀巧妙捕捉，化为作品中灵动的十六分音符、前八后十六与附点节奏型，既好似战士们轻盈有力的脚步声，又好似与敌人殊死搏斗时的枪声，又宛若奏响的军鼓。鲜明的节奏律动成为旋律和歌词创作的重要基石。依据已确立的4/4拍节奏框架，贺绿汀精心雕琢歌曲旋律，以十六分音符的属音弱起四度上行至主音开启主题的呈现，采用单二部曲式，进行曲风格，整个呈示段8小节精确结束在主音，中句的9到12小节引入新的音乐材料并转向属调，与首段形成音乐色彩对比，13小节起的再现句再度表达歌曲主题与情感。歌曲的旋律简明流畅、平稳有力，汲取了英国歌曲《英国掷弹兵进行曲》部分音乐元素，旋律与节奏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作品歌词的内容大多源于贺绿汀在前线实地观察与亲耳听闻的真实情况。彼时作战环境恶劣，弹药稀缺，催生了八路军实战中瞄不准不打、鬼子离远了不打、看不清目标不打的“三不打”作战准则。歌词“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便应运而生，刻画出八路军战士在艰难境况下锤炼出精湛战术的英勇形象。作品整体歌词的架构铺陈也围绕此开篇句拓展延伸，“音乐的构思也根据这两句语势节奏而形成”（贺绿汀：《〈游击队歌〉创作经过》）。在前往八路军炮兵团交流期间，贺绿汀得知将士们装备物资短缺但仍以顽强意志奋勇拼杀，缴获敌军大量军械，充实了我军作战力量。“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般贴合实际且充满战斗豪情的歌词便自然而然在脑海中涌现而出，成为作品灵魂。八路军战士身着单薄草鞋，无畏寒冬、踏冰霜、穿丛林有序行进的景象也化作歌词“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作品第二段歌词与首段歌词内容上紧密相承，侧重刻画了游击队员战术方针特点；也点明了彼时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展现出作者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立场。
整首作品歌词对仗工整，节奏激昂慷慨，音韵朗朗上口，在先有曲后有词的基础上将关键核心字词置于长音或强拍位置，从而使节奏、旋律、歌词有机融合，起承转合地塑造出明快有力的音乐形象，展现出八路军于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的革命自豪感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刻画出身手矫捷、神出鬼没、英勇善战的战士形象。
战士需要这样的歌
《游击队歌》创作完成后救亡演剧队的成员首先学会了这首歌，首次公演是1938年1月6日在“洪洞县高庄召开的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干部会议晚会上，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的名义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贺绿汀：《我和〈游击队歌〉》）。演出时没有乐器伴奏，只好由欧阳山尊以口哨进行伴奏，并通过敲击桌面来模拟小军鼓的音效。尽管演出条件简陋，但这首歌曲却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将军纷纷鼓掌，会场掌声雷动；朱德总司令盛赞这首歌“写得好”。会议期间，众多高级将领便学会此歌并将其带回各自部队进行传唱，部分部队专门派遣人员前来抄写曲谱，演剧队也受邀深入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开展教唱活动，所到之处惊喜地发现众多官兵已然能够熟练演唱。同年5月，《游击队歌》由贺绿汀改编为四部合唱版本发表于《自由中国》杂志第二期，歌曲也随之在抗日根据地及大后方军民乃至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甚至传播到了敌占区。
《游击队歌》在传播中也多次被引入电影、舞剧等多种艺术载体之中，如1940年的影片《青年中国》将《游击队歌》作为插曲，以音乐强化影片展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敌后开展斗争的主题表达。1956年元旦上映的电影《扑不灭的火焰》也使用它作为插曲。1964年10月2日首演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同样将《游击队歌》融入其中，通过舞蹈与音乐的融合烘托作品革命氛围。也有许多艺术家将其改编成不同音乐体裁，如钢琴叙事曲《游击队歌》、胡琴四重奏《游击队歌》、小号三重奏《游击队歌》等。
《游击队歌》独特的艺术魅力也跨越了国界。1939年印度出版的China’sPatriotsSing（《中国抗日歌曲集》）一书收录了《游击队歌》附以中英文对照歌词。美国友人卡尔逊（E.F.Carlson）对该曲青睐有加，不仅时常吟唱，更在其1940年出版的著作TwinStarsofChi-na（《中国的双星》）中专辟内容介绍并大篇幅引用此曲，也逐字翻译了歌词。两部著作中收录的《游击队歌》也实现了较为完整的作品跨文化转译。
20世纪40年代英国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发行了一套包含25张唱片、43首抗战歌曲的系列唱片，其中也收录了《游击队歌》和贺绿汀创作的《保家乡》。与此同期，在纽约出版，美国知名歌手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演唱的英文版抗战救亡歌曲唱片《起来》（CheeLai）中也灌录了《游击队歌》。
在各类国际交流活动盛大场合中《游击队歌》也时常上演。如1940年于重庆对苏文化演出中，该作品被演出且作重点介绍，收获了苏联听众好评。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训代表团在访美期间的招待会上演唱了《游击队歌》，唱响中华儿女抗击倭寇、民族解放的动人故事。周恩来总理称歌曲“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并于1973年亲自作出指示，将《游击队歌》曲谱照片悬挂于延安革命烈士纪念馆之中，旨在铭记歌曲在历史烽火岁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让革命先烈英灵与这首战歌同在长存不朽。
作为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战歌，《游击队歌》将特定的时代脉搏、精神内核、实践特征、情感诉求进行艺术化呈现，是战时文艺动员的典范，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音乐宣言，更是时代精神的生动注脚，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强化了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富有感染力的音乐语言记录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民族集体历史记忆，也表达了对于和平的向往。《游击队歌》也曾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其蕴含的文化意蕴、民族精神特质与历史艺术价值正是它历久弥新、魅力恒久的原因所在。《游击队歌》在当年曾作为“抗日游击战术”课程的教学资料，如今也被收录进中小学音乐教材之中。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当下，该作品必将于新时代语境下继续发挥其塑造人心、滋养精神的重要作用，绽放出新的价值与光彩。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文化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