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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公后私界限明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25-08-08 10:06 作者:罗竹君

1945年梁金生(右二)离开延安去越南前与家人的合影。 梁金生烈士纪念馆供图

“英雄未必无情者,先公后私界限明。”这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梁金生烈士在牺牲前,写给妻子家书中的两句诗。诗中饱含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更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从早年变卖家产办学抗日,到后来钻研中医兴办药厂、潜心教育培养革命后代,再到为了革命不幸牺牲,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办事情、作抉择首先考虑的永远是革命的需要。

出生于1906年的梁金生是越南华侨,祖籍广东省宝安县草埔新屋吓村(今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草埔东社区新屋吓村)。9岁时母亲带他回国寻根,他自幼读书、习武,通晓中、越、法、英四国语言,13岁时以华侨身份考入南京暨南学校师范科,并自学中医。1924年,梁金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在组织农民运动中表现出色,1926年出席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梁金生根据组织安排暂避于安南(今越南),其间加入了安南共产党。1933年,他回国后到广西寻找组织,先后在果德师范讲习所、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任职。重新找到组织关系后,他又投入到城隍、百色的革命斗争中。

1937年4月,梁金生回到家乡草埔开展地下斗争,并按照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指示,准备在广州到九龙的铁路沿线开展党的活动。他计划以草埔小学为基点,筹办一所民族中学来培养抗日救国的骨干力量。由于经费不足,他变卖了家里的祖田,筹集了2000块大洋,在广九铁路布吉站桥头兰花庙创办民族中学,并将其作为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点。当时,对梁金生卖祖田、办学校、买枪支、搞武装,一部分乡亲议论纷纷,指责梁金生败家,梁金生耐心地解释道:“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要救国,没有国,哪有家呀!”

他自任校长,招收进步青年学生50名左右,组建了抗日自卫队和抗日宣传队。自卫队主要由学生和当地青年农民组成,在铁路沿线进行游击训练,并参与保卫村庄的行动;宣传队则通过演讲、戏剧、刊物等形式,在广九铁路沿线的深圳、布吉、香港等地传播抗日救亡思想。民族中学位于广九铁路布吉站附近,梁金生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建立秘密交通线,为党组织传递情报、转移人员及物资。学校师生常以“郊游”“考察”为名,沿铁路线开展联络工作,保障了抗日力量的隐蔽性与机动性。学生和教师在此编写抗日宣传文稿、排练戏剧,深入铁路沿线村庄进行抗日动员,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抗日意识。

1938年日军进犯广东时,他组织学生和自卫队破坏铁路设施,延缓日军推进,并在铁路沿线村庄设立观察哨,及时通报敌情。不久,由于经费不足,民族中学停办,他转任宝安县立第一中学校长。其间,他推动学校成为党的秘密活动中心,使广九铁路沿线的抗日宣传与武装斗争紧密结合,为东江纵队的建立奠定基础。许多学生后来加入东江纵队,成为铁路沿线游击战的重要力量。

1938年7月,梁金生经组织批准到延安从事革命活动。他在抗大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当时,他看到延安缺医少药,治病十分困难,而自己学过中医,有用中药治病的丰富经验,便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建议:就地取材开办制药厂,将草药研制成药片、药丸、药膏、药粉等便于服用,以弥补西药紧缺之不足。他的建议很快得到组织批准。1939年3月,光华制药厂成立,梁金生担任厂长。由于当时边区被封锁,不论在资金、材料、设备、人力、技术上都面临很大困难。如缺少中药碾槽和切药刀,就要徒步到几十里外的兵工厂寻求帮助;没有中药就要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购买。他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研制出30多种中成药,其中“胜利茶”治疗感冒效果显著且成本低廉,极大缓解了战时用药紧张。此外,他主张中西医合作,推动光华制药厂与延安医科大学、卫生部联合成立中西医研究室,为中西医结合理论奠定基础。

梁金生不仅管理制药厂,还亲自参与临床诊疗,利用休息时间为军民免费看病。这种奉献精神,使他在延安广受群众爱戴。有一次,一位老乡找到梁金生问诊13年没治好的咳嗽,梁金生给他把脉开了一个方子。病人走后,梁金生的妻子说了一句:“人家咳了3年,你一个方子就能治好?”梁金生突然拿不准了,病人到底是咳了13年还是3年?因病人口音较重,梁金生担心听错而开错方子,连夜赶到病人所在村子,挨家挨户地敲门,终于找到了他,最后确定是13年。梁金生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1942年2月,组织上任命梁金生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小学校长。他坚决服从安排,很快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培养革命后代的工作中。面对校舍破败、学生多病的困境,他立下“半年改变面貌”的军令状,提出“教育要实施大众教育、爱国教育、生产教育”,将劳动融入教学:将教育和劳动结合,开展生产自救,成立运盐队、豆腐坊、饲养队,规定三年级以上同学参加农业生产。全校师生开荒种粮种菜,学生们自己动手缝制冬衣。他既当校长又做勤杂工,带领师生挖窑洞、修围墙、打水井,改善卫生条件,并自制药剂调养学生体质。学校从172人扩展到580余人。在每个班级只有一盏油灯的条件下,“保小”幼苗茁壮成长,一批共和国栋梁之材从中产生,其中不乏文学家、舞蹈家、歌唱家、作曲家、军事家、火箭专家,“保小”因此被誉为“红色摇篮”。

梁金生一生辗转多地从事革命活动,与家人聚少离多。他最后一次离开延安前与妻儿拍摄全家福,不想竟成为永别。其子梁汉平回忆,父亲牺牲时年仅40岁,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甚至未能回归故土。这种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选择,体现了“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奉献精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越南仍处于抗法斗争时期。应越南劳动党(今越南共产党前身)主席胡志明的请求,中共中央派遣梁金生等同志赴越南支援革命工作。1946年初,梁金生在参加越南劳动党同国民党的谈判时,因误饮国民党特务在宴席间设下的毒酒而壮烈牺牲,年仅40岁。梁金生牺牲后,胡志明主席亲自为他致悼词,越南劳动党高度评价其贡献。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批准梁金生为革命烈士。

“小平最慈祥的好妈妈,工作忙极,自不在话下,你是可以想象而知,日来常外出晚归,月亮照耀清澈大地,人生几得月当头,仅献给你拙诗一首:六月相思胜似年,悄悄月夜踱窗前,英雄未必无情者,先公后私界限明。”

这是1945年3月梁金生赴越南前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书。当时正值他小孩出生不久,信中饱含着他对组织安排外派工作的坚决服从、义无反顾,以及对家人的眷恋不舍。梁金生一生对党忠诚、先公后私、清正廉洁的精神,为家人和后代树立了榜样。

妻子姚淑平受梁金生影响,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1949年后,她一直在北京市六一幼儿院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为幼儿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

梁金生的儿女自觉传承红色基因,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党和人民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儿子梁汉平说:“父亲是我的榜样,无论是否是组织安排的,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我便会自觉履行共产党员的担当。”儿媳妇刘松柏说:“我们家几代人的婚礼,虽然形式不同,但都传承了红军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父母结婚时是穿草鞋结婚的,我们结婚时是吃忆苦饭结婚的,女儿结婚时又穿上了红军服,我们把红色基因和清正廉洁的精神一代一代往下传。”

2009年6月,梁金生烈士纪念馆在草埔落成并对外开放。2014年8月,梁金生烈士纪念馆被中共深圳市委公布为“深圳党史教育基地”。梁金生“对党忠诚,廉正传家”的红色家风故事,正被越来越多人所传颂。

责任编辑: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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