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政西南时期批阅文件的邓小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由此开启了其主政西南地区近三年的壮阔篇章。在此期间，面对巩固西南地区政权和加强西南地区建设的艰巨任务，邓小平结合实际需要和干部队伍自身存在的不足进行对症下药，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发扬优良作风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针对党内部分同志思想作风不纯、贪污腐化和违法乱纪等现象，要求整顿全党首先是整顿干部的作风。邓小平指出：“我们面临三万万人口的新区，干部又比较分散，发生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前进，所以必须整风。”因此，邓小平紧密结合党中央指示和西南地区实际，积极推动了此次整风运动。
在整风对象上，邓小平将重点放在军队各级干部和地方三万左右骨干上，其中又以县级以上干部为主。来自军队和老区的三万干部到达西南地区开展工作，自然地成为新干部的老师，老干部怎样表现，新干部就会怎样学习而且学会以后很难改变，因此，“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
在整风内容上，主要需要克服的是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邓小平强调干部要懂得把中央的方针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懂得把群众的反映作为衡量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是否正确的一面镜子，并以此为依据“洗刷自己身上的官僚主义灰尘，改进工作方法”。在整风步骤上，先由省（区）党委集中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开展整风，然后再通过这些干部去领导三万人的整风运动，时长以半个月到二十天为限。
在整风的具体方法上，主要是联系实际，从检查工作入手，充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达到使干部思想觉悟提高的目的。邓小平大力提倡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曾以南桐煤矿为例强调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指出虽然该单位干部并不多，但却将工作做得很好，其缘由就在于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
对西南地区而言，自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开展的“三反”斗争是第二次整风运动。邓小平对此高度重视，要求务必集中力量搞好这场运动，“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我们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击溃贪污分子的抵抗，除了“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还必须广泛深入地做动员工作，要求机关人员重视检举和坦白的材料，在首长负责、干部带头的前提下，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检查和几个单位互相进行检查”等综合手段。
强调“德才兼备”
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关注到了此次去西南地区的干部来源比较多样，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分，也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分，其中外地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将全国各大解放区的不同经验和作风汇聚在了西南这个新区。在解放西南的过程中，党组织又招收了大批学生，接收了一些投降起义的军官，这使得思想觉悟状况本就参差不齐的队伍变得更为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围绕怎样要求一支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及其干部的问题，邓小平直言：“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对党的组织要更严，对干部的要求要更高。”
一方面是对发展党的组织要求严格。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党内存在一些入党动机不纯的党员，他们入党只是因为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想利用共产党员的地位，来达到他们贪污腐化、升官发财、营私舞弊，甚至保护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破坏革命的目的”。邓小平对发展新党员工作提出要求，指出“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发展党员首先要考察其成分的纯洁性，不能单独以入伍时间或者作战勇敢作为标准，更主要的是看政治条件是否合格、是否遵守党章的规定、是否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必须达到“组织严格”的要求。邓小平认为，党校的中心工作应当是专门培养一批人才，懂得什么样的人能够入党，入党后应该怎样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严格教育新同志一开始就要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
另一方面是对整理党的组织要求严格。根据西南地区党组织的实际情况，邓小平认为，应当抓住当前党员数量较少、易于整顿的机会，及时将已有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整理。在他看来，如果不在党的组织上采取严肃的态度，就无法使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素养得到提高，因此，“要搞好审查或整理党组织工作”。对于“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只要是能通过教育改造的，都应在制订出党组织教育计划后，通过加强党的教育和组织生活来提高其素养并使之合乎条件。
邓小平始终坚持对老同志的要求要更严格，认为党员干部的标准从来都是“德才兼备”，对那些喜欢论资排辈的老同志，应通过教育使他们明白马列主义和党章强调的只有“德”和“才”，而不是党龄长短。
注重规矩准绳
在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高度重视通过制度规范，主要包括党员干部的学习制度、汇报制度和为巩固“三反”成果而建立的一系列制度。
邓小平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学习，认为西南地区的工作之所以出现许多问题，“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以当时党内外对共同纲领的掌握情况为例，党外人士将共同纲领烂熟于心，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灵活运用，反而是对共同纲领应该更加熟悉的共产党员却不知所措，最后不得不“拿出蛮不讲理的本事来”。邓小平认为，党员干部这样的行为根本称不上是领导，甚至可能出现违反纲领和违法乱纪的情况，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恰恰是有些共产党员不学习不运用共同纲领”。这类不重视学习的现象并非个例，部分党员干部除了不研读共同纲领，还存在不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学习党的其他政策和政府法令等问题。鉴此，邓小平明确要求：“组织干部学习运动，并建立经常、系统的学习制度，以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加强工作效率。”
邓小平历来重视向上级汇报制度。早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要求所属部队和地方县团级以上单位必须每两月坚持向上级综合汇报。进入西南地区后，邓小平在1949年11月回复五兵团杨勇、苏振华和贵州省委徐运北同志的电报中指出，贵州新区工作复杂，希望他们能够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西南局支持，同时也要求下级单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在1950年12月的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明确要求各省（区）辖市委及重要的企业党委应将每两月一次的综合报告同时送西南局一份。除了学习制度和汇报制度，邓小平也同样重视为巩固“三反”运动成果而建立的一系列制度。
（摘编自《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张小飞 刘子涵/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