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吴起镇会师的胜利曙光，共同勾勒出红军长征史和中共党史上的光辉篇章。光辉篇章的“字里行间”，走上长征路的《红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生动历史“注脚”。
毛泽东曾形象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战略大转移开始后，《红色中华》被迫停刊，《红星》便成为“唯一走上长征的党中央机关报”，肩负着凝聚思想意志、引领前进方向的重任。
为了办好这份“宣传单”，一支仅有三五人的工作队伍，用扁担挑起了一台油印机、几盒油墨、两块钢板和一些毛边纸等简易办报设备，随部队行军时构思与采访，逢部队休息时抓紧写稿、刻版与油印，及时传达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并如同“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不时助力党中央指挥红军开展战斗。
这一时期出版的《红星》多为每期两版，在头版设有社论栏目。据时任红军总政治部文书科长、承担《红星》刻版工作的赵发生回忆，社论大部分由中央领导撰写，周恩来写得最多，其次是博古，还有陈云、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王稼祥、张闻天等。受条件限制，这些文章最多不超过1000字，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战斗性和感召力。
1935年2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红星》即刊载《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号召全军“一致拥护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星》发表社论称赞此次会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成功证明党的路线的正确，证明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证明一切机会主义胡说的破产”。
除社论外，《红星》还辟有要闻、时事政策、军事知识、卫生常识、自我批评、红军纪律、俱乐部、漫画等栏目。它既编发前线新闻，也关注日德同盟、雅典海军暴动、英国掌玺大臣访苏等国际新闻。
此外，《红星》也是一份纪律手册，并既善抓典型宣传，也注重反映红军的工作生活。“我们红军不小心，打破你家一口锅，留下五个袁世凯（银圆），赔你一口好铁锅。”这首军中流传的“赔锅歌”便因生动反映红军铁的纪律，而上了《红星》。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