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大庆油田召开“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讲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但是，这在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代只能停留在幻想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为幻想变为现实创造了根本条件。随着1952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这个历史机遇终于如期而至。
“一五”计划经过六次重大修改
万事开头难。“一五”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历时四年，数易其稿，其间大的修改就有六次。
第一次编制始于1951年2月，由中财委进行，以周恩来为首的编制领导小组在编制过程中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处起步？后来初步统一了认识：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第二次编制于1952年开始，仍由中财委负责。当第二稿的轮廓经中共中央、政务院基本确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一五”计划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
在明确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家建设必须兼顾是制定计划出发点的前提下，1953年初由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和各大区进行第三次编制。第四次于1953年6月由国家计委编制。在编制过程中征求了苏联国家计委和专家的意见，对计划轮廓草案作了重大修改。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主持人的八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纲要草案进行第五次编制。同年9月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逐句逐字批改后，又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改。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这个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最后一次修改是在1955年4月至5月间，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吸收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的意见，以及参考苏联顾问的建议等作了修改。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解决了几个重大关系问题
“一五”计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谨慎从事，反复论证，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问题。其主要原则都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5月的《论十大关系》中。这些原则对当时和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关于经济发展的布局问题。当时中国工业约有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状况，造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过大，不利于对全国资源的全面开发和有效利用，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实现共同富裕，也不利于国防战备。后来的“三线建设”就是坚持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没有“三线建设”，我国现在正在实施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就无从谈起。
善于借鉴各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尽管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充满了罪恶，但其具体做法仍可借鉴，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承担了重要责任，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技术水平非常落后，像156项这样的大项目，分散的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是根本承担不了的，只能由中央政府集中使用各种资源。况且，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这156项的内容和布局，都决定只能由中央政府来决策和管理。正因为实施了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即采取计划经济（包括大学生等人才的调配措施），才能保证“一五”计划的完成。
在与苏联方面紧密配合进行156项建设的同时，党提出了国家建设以国内力量为主的指导方针，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五年的艰苦奋斗，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化教育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工农业较大幅度的增长，初步改变了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以农业为主的局面。
“一五”期间，中国新建了一系列工业部门，填补了许多工业部门的空白。到1957年底，已经有了载重汽车、高炉、平炉制造设备、汽轮发电设备、拖拉机、精密仪表、石油机械和电讯设备等几十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制造系统，并开始试制一批新产品，使机械设备的自给能力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多。1956年，中国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和第一辆蒸汽机车。在航空工业方面，歼-5飞机的制造成功，标志着中国的飞机的性能和新建工厂的工艺、装备、技术水平，都已达到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二五”计划的实施与十年建设的基本总结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前人从未走过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严重失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
为了扭转困难局面，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和国家开始采取调整措施，并对“左”的错误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清理。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举行。全会公报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表明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阶段。至1962年，调整工作取得很大成就，国民经济开始回升，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全面调整。根据会议精神，在这三年的调整中，主要采取六项措施。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六项：引进西方国家最新技术设备，建立新兴工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建立了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衣剂、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的基础。
经过1961年至1965年的艰苦努力，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首先，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全面地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计划规定的指标。农业生产总值增长8.3%，完成计划产值的107.2%，是新中国成立后增长最快的年份。1965年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和经济效益之好，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的。其次，基本实现了综合平衡的目标，这集中表现为国民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大跃进”时期的失衡的比例关系逐步得到了纠正，逐步恢复到1957年或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第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再加上从1962年以后，市场稳定，物价下降，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关于巨大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交通运输业长足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发展成绩显著，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震惊国内外。“尽管这个时期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多方面的建设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这十年在精神力量上也获得了巨大丰收，涌现出了大量的彪炳史册的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例如王进喜、焦裕禄和雷锋等。这是新中国建设困难重重、艰苦奋斗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精神昂扬的年代。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与时间赛跑，用生命和鲜血描绘了一幅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摘编自《党史博采》2023年第4期 胡新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