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接见李政道。
四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高级科技人才极为紧缺。博士，特别是海外归国的博士，不仅面临科研平台的局限，还常常受制于复杂的户口、编制、分配等体制瓶颈，难以发挥专长、有些海归博士甚至因政策不明确而长期待业。此外，当时国内对“博士后”这一概念普遍陌生，更不了解其对独立开展科研的关键意义。
始于一份持续而具体的建言
李政道基于长期海外观察，深刻思考后指出：“得到博士学位不过是工作的开始，尤其是理科的学生，通常尚需有一段‘博士后’时期的训练，才能主持科学研究的任务。”
他意识到，若缺乏博士后这样的制度安排，回国人才将难以持续成长，甚至面临流失的风险。正是出于这样的远见，1981年起，他多次向国家提出建立博士后制度的建议。
根据档案记载，怀着促进中国科研人员队伍成长和壮大的思考，1983至1984年，李先生利用回国机会，不仅与时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的周光召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丁公量、汪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等学界代表多次探讨，还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调研，走访上海、苏州、安徽、山西、甘肃等地。因此，他对当时国内的情况非常了解，深知祖国科技人员在科研条件、生活状况及因体制局限而面临的诸多问题。他深深感到，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妥善解决科研人员的具体困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鉴于此，他先后多次致信国家领导人，由浅入深、从框架到细节地提出“科研流动站”的构想，并系统提出了设站规模、站点选择、研究员任期与人数、设备配置、研究选题等建议，甚至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博士后人员解决工资、编制、人事制度、住房及配偶户口等细节问题提供了具体方案。
李先生的建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有关部门、科技界和教育界同仁的高度重视。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同志专门会见了李先生。会谈中，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设想，指出：“成千上万的留学人员回来是很大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并问道：“只建设十个站是否太少？”强调要建立成百上千的流动站，使之成为制度。
关乎两个“第一位博士后”
1985年，从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学成回国的洪志良博士，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作为国家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他怀揣科技报国的理想学成归来，但复杂的分配制度，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横亘在他回国发展的道路上。
幸运的是，在李先生数年的力促下，在邓小平同志对博士后制度的目的、意义、发展方向及如何实施等方面的明确指示下，经过有关部门反复磋商和专家多次论证，1985年7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转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标志着博士后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
在博士后制度确立当年，洪志良博士在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的邀请下，进入复旦大学物理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他也成为博士后制度创建后招收的全国第一位博士后，编号“001”。他从“漂泊”到“落地”，从科研不确定到有平台可依，最终成长为集成电路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和教育者。洪志良的经历表明，制度创立的核心始终是“人”——只有让人能安心科研、站稳脚跟，政策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事实上，在博士后制度正式建立前，试点工作已经展开。1984年末，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陈和生，经李政道先生推动和丁肇中教授推荐，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
经费的远见与制度的可持续
李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博士后制度若要持久，必须解决好经费保障问题。
1984年，他再次致信邓小平同志，建设性地提出建立博士后基金，他在信中建议：“非常感谢您对博士后流动站的支持，中央已拨二千万人民币，我很想将此数一半为建筑之用，一半可建立一‘邓小平博士后奖励金’，用投资方法，每年取其利息而用如此，可用之不竭。”
这一创新制度当时也有人认为可能造成“大锅饭”风气。李先生得知后，立即致信周光召，详细说明和论证博士后制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风气，希望消除误解。他还为拟派考察国外博士后事宜不遗余力地介绍美国博士后经费情况、提出考察计划建议，专门撰写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及其他院系博士后情况概况，并收集了向美国诸多物理系及国家科学研究所发放的调查问卷供考察团参考。由于李先生前期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提供的丰富资料，考察团最终无需成行。
他的建议，包括由国家专款部分用于建设公寓，另一部分作为基金，通过运营收益支持长期运作，以及将博士后年资助额从8000元提高至1.2万元，以保障体面的生活与科研条件，均被采纳。除了经费上的支持，博士后制度还打破了传统人事体制的束缚，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使用开辟了一块“制度特区”。
1990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成立，李先生担任名誉理事长，通过多渠道吸引捐赠、设立资助名义，推动基金良性运转。甚至在1994年国家外汇政策调整时，他仍积极沟通，为基金会争取保留外汇账户，保障博士后国际交流的能力。此外，他还为博士后证书设计的博士后图案。这些细节，处处体现他对制度可持续性的深刻思考。
长期的陪伴与制度的温度
自中国博士后制度创立以来，李政道先生一直担任全国博管会顾问，对博士后工作的进展非常关心，尤其关注遇到的困难。李先生几乎每年回国都会参加博士后工作会议，认真听取大家的困难，并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有时写信，有时亲自上门。
博士后科研经费不足，他又建议成立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动员多方面力量解决经费问题。此外，李政道先生多次与博士后们座谈交流，参加他们组织的学术会议和联谊活动，倾听他们讲述科研与生活的情况，并以切身体会传授治学方法，勉励博士后们珍惜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他们创造的条件，努力工作。这种“陪跑式”关怀，让制度既有规则，又有人情；让青年学者在关键阶段不感孤单，而有制度可依、有前辈指引。
（摘编自上观新闻 张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