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采访时提出的7个问题。
朱德、叶剑英同志与外国记者谈话记录。
档案中记录朱德同志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页面。
档案五
《史坦因、福尔曼、武道及中国记者等提出的问题》
抗战时期，延安曾留下一批中外记者的足迹。
太平洋战争后期，美英等国为争取中国战场配合盟军反攻日本，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真实情况，以制定对华战略。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隔离、新闻封锁和舆论欺骗，“红色中国”成为当时西方记者心中的“未知之地”。
随着他们想去根据地了解真实情况的呼声不断高涨，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下，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解除新闻封锁。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
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关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珍贵档案，标题是《史坦因、福尔曼、武道及中国记者等提出的问题》，详细记录了记者们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7个问题：“共党对盟军及盟军对共党之帮助”“共党军队的组织、力量及其他”“关于共党作战的根据地问题”“关于国民党军队问题”“关于日军问题”“关于伪军问题”“一般问题”。
档案显示，朱德同志在回复美国记者福尔曼提出的问题时说：“我们在对敌作战中，是起了重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有四十七万正规军与地方军，将近二百五十万的民兵，八千余万的人民，这些数目字，只有多不会少的，事实摆在那里。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是不能与敌作战这么久，与坚持这样久的。我们是不会将我们的力量掩蔽于同盟国家的，也不会夸大的。”
中外记者们在边区进行长时间的采访和记录，福尔曼是其中采访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延安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采访后，前往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山西兴县采访，又穿越日军封锁线到达许多地方，还观摩了攻打娄烦据点等战斗。
在半年左右的走访中，福尔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给福尔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穿着粗布衣服，住着简陋的窑洞，与普通士兵和百姓几乎没有区别。尽管物质条件艰苦，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充满活力。福尔曼用相机记录下大量珍贵影像，有正在进攻日军的八路军战士，有脸上带着自信笑容的民兵，还有肩扛大刀、眼神坚毅的“小八路”。这些照片真实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精神面貌，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重要资料。后来，福尔曼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该书于1945年出版，后译为《北行漫记》。
采访期间，记者们亲眼见到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和生活，认为共产党人确实是跟人民打成一片，也确实在为中国的独立、中国人民的幸福而抗争。根据地军民这种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始终感染着记者们。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甚至说，在延安就像回到家一样，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距离感。他们还看到八路军战斗后缴获的大量战利品，并对此进行真实记录，让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只打友军、不打日军”的谣言不攻自破。
记者们的报道，让西方逐步了解中共的抗战实际。他们亲眼所见的延安社会风貌，如官兵平等、民众动员，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客观上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关于东长井的对敌伪喊话宣传报告》首页。
档案六
《关于东长井的对敌伪喊话宣传报告》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宫川英男作为唯一的日本人，位列其中。
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抗日英烈？在解放军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档案《关于东长井（编者注：地名，位于山西长治）的对敌伪喊话宣传报告》中，就有相关线索。
这份档案是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于1942年8月25日起草的，上面记载了八路军当年是如何利用“日军工作队”这个特殊群体，发动对敌政治攻势的过程。档案中写道：“喊话组十余人专门对山上碉堡喊话，喊话组中以宫川同志为主，训练班的同志为辅助。”这里提到的宫川同志就是宫川英男，当时他是“日军工作队”的一名成员，是众多反战日俘的突出代表。
宫川英男被俘之初也是顽固不化，甚至想剖腹自杀。但在八路军的教育和感化下，他逐步认清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本质，自愿申请参加八路军，后来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一员。
热爱和平，反对非正义战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宫川英男所在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导下，通过战场喊话、编写日文宣传品、制作慰问袋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反战宣传。后来，参加“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人数达上千人之多，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宫川英男来到山东长清县（现济南市长清区），从事反战联络工作。他通过写传单，让日本人认清当下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劝告日本士兵不能再卖命。那次宣传起到了作用。在山东万德火车站，一个叫坂田的日军警备队长思家情绪较重，拿到宫川英男的传单后就藏了起来，后被上级发现遭到训斥。最终，他找机会带着传单投奔了八路军。
这一事件引起了日军的恐慌，迅即对“日军工作队”展开“清剿”，并重金悬赏捉拿宫川英男。
1945年6月，宫川英男在长清县官庄村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围困。因寡不敌众、突围无望，他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年27岁。
从顽固不化的日军战俘，到英勇牺牲的“日本八路”，宫川英男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发出呐喊：热爱和平，反对非正义战争。
图为谢唯进向解放军档案馆捐赠的档案《西班牙国际志愿军中军医于一九三九年分批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医务工作的名单》。
档案七
《西班牙国际志愿军中军医于1939年分批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医务工作的名单》
解放军档案馆曾通过社会征集，收到一份特别的档案，标题是《西班牙国际志愿军中军医于1939年分批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医务工作的名单》。档案记录了20名外国军医名字，且都标注了国籍。
令人疑惑的是，这20人没有一人来自西班牙，但为何被称为“西班牙国际志愿军中军医”呢？
故事要从1936年说起。那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数万名国际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抵抗法西斯。熟悉欧洲情况的共产党员谢唯进，受共产国际和海外中共党组织委派赴西班牙。在那里，谢唯进结识了同样在西班牙支援的白求恩等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并向他们讲述了中国的抗战。
1939年，受谢唯进影响，这些医生分批登上开往中国的货轮。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但都是共产党员，又都曾在西班牙为反法西斯而战斗。因此，谢唯进称他们为“西班牙国际志愿军中军医”，并将他们的名单记录了下来。这份档案就是谢唯进生前向解放军档案馆捐赠的。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连同其他机构，整合救护资源，开展战时医疗救护。后来红十字会总会成立救护总队，一路西迁，最终于1939年入驻贵州图云关。在这支医疗队伍中，就有名单上的那批外国军医。
明知抗战时期的中国条件艰苦，但这些外国军医依然坚定地选择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他们心中，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抗击法西斯、救助中国军民。他们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完成很多手术，还给中国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帮助改进战地救护流程，多次冒险完成药品运输任务。
因为有了这些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的加入，成千上万名中国军民得到治疗和护理，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华医药物资，经此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很多经过培训的中国医护人员，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外国军医冒着生命危险，不计个人得失，在中国战斗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一直坚持到中国抗战胜利。他们中有的像白求恩、柯棣华一样，在中国土地上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
《控诉敌寇暴行》封面。
日军士兵太田、月田、川崎的发言记录。
档案八
《控诉敌寇暴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华日军公然挑战国际公法、践踏人类文明，对中国军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解放军档案馆收藏的《控诉敌寇暴行》这份档案，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政治部，在1945年收集整理的。档案包含1个主件和3个附件，共132页。
1944年2月7日和8日，“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日人反战团体成立的组织）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专门教育改造日军战俘的学校），组织召开两次“日军暴行座谈会”，主题是揭露日军暴行。档案中的1个附件《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日军暴行座谈》，就是当时会议的谈话实录，共4500多字，曾全文发表在《解放日报》。
参加会议的学员们共发言36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1938年5月至1943年5月侵华日军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暴行49起，从觉醒日军战俘的视角，揭露了日军的丑恶面目。
档案记载，座谈会上，日军士兵太田讲述：“一九四〇年五月，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小野中队长也在忻口三交镇把三个俘虏捆在树上，让六十个初年兵打靶，打得像蜂窝似的，全身尽是窟窿。”
日军士兵月田回忆：“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在太原时，冈村宁次大将，每隔十天，就在太原门外集合六十个俘虏，排成一列，脱去上衣，背绑起来，让初年兵刺枪，还在痛得呀呀叫的时候，就用石头土块活埋了，一个月内杀了二百多名。”
还有名叫川崎的日军士兵回忆：“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师团小原大队下宪兵军曹藤原，在河北任邱（编者注：丘），把二十名八路军放在庙中，周围被带着剑的士兵看守着，让二十四只军犬去咬他们的咽喉、胸膛，人临死挣扎的叫声，军犬的咆哮声，杂在一起，实是惨不忍闻。”
这些文字实录，有时间、地点、施暴人，还有手段、过程等细节，今天看来依然触目惊心，每一句话都能激起中国人心中的愤怒。档案真实记载的每一次暴行都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践踏中国土地，对中国人民施以法西斯暴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残暴、最丑陋的一页。
版式设计：张 淦；本期撰稿：孙 杰 杨晓玲 余海玉 胡 薇 金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