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1日，是苏兆征同志诞辰140周年纪念日。苏兆征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袖，是我们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为革命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工人阶级而奋斗，直到最后的一个呼吸”。1929年2月，苏兆征同志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年仅44岁。他逝世后，党中央评价：“苏兆征同志的精神，真是全党同志的模范！”
一、不懈求索、投身革命，在领导香港海员斗争中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苏兆征同志1885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苏兆征同志自幼家境贫寒，饱受欺凌。早在青少年时期，他的心中就埋下了反抗剥削、追求解放的种子。
因生活所迫，苏兆征同志18岁时来到香港谋生，在外国轮船上从事最低等级的“侍仔”（即杂役）工作。香港中国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同时还要受资本家及包工头的剥削，过着艰难和痛苦的生活。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和社会的种种黑暗，使苏兆征同志进一步萌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旧社会的革命精神。当时，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王朝统治而奔走联络，常乘坐轮船往来各地。苏兆征同志与孙中山先生多有接触，并深受其影响。1908年，苏兆征同志加入同盟会，成为广东方面的“一个积极活动分子”，满腔热忱地投身民主革命事业。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苏兆征同志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重新决定了他自己的革命态度”。当其他海员领袖纷纷“到政府中钻营官职”时，苏兆征同志却“掉头不顾”，更加坚决地投身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运动之中。由于经常航行于欧美各国港口和国内各港口，苏兆征同志受到当时如火如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团结力量之伟大”。他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成为“海员斗争的开路先锋”。
1921年3月，苏兆征同志参与建立中国海员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他团结带领香港海员，为改善生活待遇而斗争，从1921年9月到1922年1月，连续3次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但是资本家置若罔闻。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开始举行罢工。苏兆征同志被推选为谈判代表，与港英当局和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立场坚定，处处维护海员的利益，不被敌人的高压政策所吓倒和甜言蜜语所迷惑。在苏兆征、林伟民同志等领导下，罢工坚持56天，克服了种种阻挠和破坏，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七十年来赫赫弈弈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海员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苏兆征同志是这次罢工“实际的主持者”和“最得力的中心人物”。罢工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工人中的威望，被誉为“全国海员的中心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香港海员罢工斗争。中共广东支部发出《敬告罢工海员》传单，表示“竭其能力，为之后援”；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以多种形式支援罢工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加深了苏兆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向往。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号召是革命的导师”，“只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于是，他主动“接近共产党的组织，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活动”，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1925年春，苏兆征同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二、肩负重任、勇立潮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锻炼成长为“全国工人一致拥戴的领袖”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展开广泛深入的工农运动，掀起翻天覆地的大革命狂飙。1925年5月初，苏兆征同志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推动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
大会闭幕后不久，五卅运动爆发。受党组织指派，苏兆征、邓中夏同志等在广州和香港组织发动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6月19日，香港工人举行罢工。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25万人。由于斗争经验丰富、深受工人信任，苏兆征同志被选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在罢工斗争中，苏兆征同志注意运用正确的政策策略，充分展现出“领导群众的艺术和解决问题的才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他带领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担负起一部分政权组织的任务，成为“当时革命的广东政府的最可靠的柱石”。罢工委员会以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联合香港、广州的其他工会，组成2000多人的纠察队，团结广东沿海广大农民群众，对香港实施封锁。罢工委员会还规定“凡不是英货英船及不经过香港的，均可自由贸易”，“可准直来广州”，用以拆散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反对省港大罢工的联合战线。从此，除英国外的各国商船绕过香港直接来广州的日益增多。苏兆征同志还积极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争取各阶层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他号召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帝，提出“我们工商从此联合起来，以求我中国日登于独立和自由之地位”；他努力争取海外援助，向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介绍罢工情况，热情接待“海外回粤华侨参观团”访问。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斗争形势的发展。
省港大罢工坚持斗争16个月，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省港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6年1月，中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苏兆征同志当选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执委会委员长。5月，他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成为“全国工人一致拥戴的领袖”。苏兆征同志高度重视工运干部培养和工会制度建设。他在罢工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员，培养具有阶级觉悟、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参与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中，有近千名先进分子先后入党。他强调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努力推动工人中的共产党员成立党支部，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核心力量。他努力整顿工会会务，提出工人监督职员的办法，“每星期作会务报告”，使每个工人都能“经常审查工会一周工作经过”，“实开工会民主化之先河！”
随着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湘鄂赣工农群众运动空前高涨。1927年春，由于苏兆征同志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党中央派他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苏兆征同志北上途中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汉口《民国日报》专门发表社论称：“苏兆征同志代表全国二百八十万革命的产业工人站在我们面前”，“革命的工农兵及一切被压的人们欢迎他”，“不革命，反革命的见了他，只有恐惧，只有发抖，只有逃遁”。针对国民党右派对工农运动的污蔑和诋毁，苏兆征同志发布《劳工部布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定当“保护工人利益”，对于“造谣中伤”、“假以摧残劳工团体或个人者”，定当“依法澈究不贷”。在他的领导下，劳工部“所有应保护工人利益之处，包括无遗”。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举行，苏兆征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6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他继续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苏兆征同志果断地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及时将一些工会干部调往外地工作，同时将劳工部的10余万元存款全部取出，尽数送给武汉失业工人救济所，以免落入国民党右派手中。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7月13日，苏兆征同志发表《辞职书》，痛斥国民党右派背叛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毅然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2天后，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大革命宣告失败。
三、坚守信仰、凛然无畏，在白色恐怖中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苏兆征同志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继续坚持斗争。他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反抗压迫工人工会的宣言》，豪迈地宣称：“我们的职任是解放中国民族，我们的革命战斗力决非压迫屠杀和改组我们工会的人所能消灭的！”
7月中下旬，苏兆征同志秘密前往九江，参加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八七会议上，苏兆征同志猛烈批评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反机会主义的急先锋”。他为会议起草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提出“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使无产阶级真正获得领导权”。会上，他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并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常委。随后，苏兆征同志受命参与主持制定广州起义计划，与张太雷同志等拟定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他虽未赶赴广州直接领导起义，但仍被推举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之际，苏兆征同志迎难而上，为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上海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每当一些轮船从外埠抵沪时，便跑到码头找船上的海员谈话，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及传达党的斗争策略与任务，并布置他们在船上恢复工会活动，建立组织，开展斗争。鉴于当时严酷的环境，苏兆征同志提出采用工厂委员会的形式，团结不同工会派别和不同政治见解的工人，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他还主持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二次会议，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工会代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
1928年6月，在党的六大举行前夕，苏兆征同志多次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发表意见。他强调：“中国现阶段是具有反帝任务和土地革命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我们不是直线上升，也不是直线下降。中国革命确实发展不平衡。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就是处于这种状况”，“不能完全放弃全部游击式的农民斗争”。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后来又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苏兆征同志因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1929年初，他抱病从苏联回国，2月抵达上海，不久病情突然恶化。为了保守党的秘密，避免暴露同志们的地址，他坚持不让家人联系党组织，因此耽搁了病情，终至不治。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探望苏兆征同志时，记录了他的临终遗言：“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大家同心合力起来”，“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心系劳苦大众，心系党的事业，对革命的成功充满坚定的信念。2月25日，苏兆征同志不幸与世长辞。
四、“继续着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奋斗”
苏兆征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去世后，1929年3月13日，党中央发表《追悼苏兆征同志》的通告，号召全党同志“要一致的继续着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奋斗”。光阴荏苒，苏兆征同志离开我们已经96年了，他的精神一直并将永远烛照我们前行的道路。
我们纪念苏兆征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矢志革命的政治品格。苏兆征同志“爱党比世界上什么都利害”，“他总是用全力去做每一件工作，所以他便完全忘了自己”。他原本身体强健，但因办事认真、操劳过度，逐渐羸弱下去。1928年秋他在苏联患病，本应遵照医嘱留苏休养，但是他心系革命，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参加战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新征程上，我们学习苏兆征同志，就要始终把党摆在心头正中，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纪念苏兆征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为民情怀。苏兆征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首先是争取群众”，工会是“群众的组织”，要“更深地在群众中生根”，“为工人的小的直接的需要进行日常斗争”。他很少蹲在办公室里，而是深入各工会，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斗争中过生活，从没有离开过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新征程上，我们学习苏兆征同志，就要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察民情、听民声、顺民意、解民忧，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我们纪念苏兆征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奋斗精神。苏兆征同志常说：“干革命就不要怕”，“只要敢于斗争，敢于干，就会胜利”。他对待群众“如和霭春风”，对待敌人却总是“坚决无情绝不妥协”。在敢于斗争的同时，他又善于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斗争策略。他在省港大罢工中果断放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单独对英”，有效地分化了帝国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新征程上，我们学习苏兆征同志，就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我们纪念苏兆征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苏兆征同志投身革命后，多次直接负责财务工作。他恪尽职守，不谋私利，在海员工会每月必开会报告账目一次，公家的财物一丝一毫也不占为己有。他曾经指出：管理财务有三个法宝，“就是公平、廉洁和严肃”。他与家人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以至于在他牺牲后“寡妻幼子，无以教养”，后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才得以被妥善安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都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新征程上，我们学习苏兆征同志，就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今年恰逢省港大罢工爆发100周年。100年前，苏兆征同志和罢工工人一起，“为争国家的生存，民族的生存，奋然不顾牺牲一切”。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光明前景，苏兆征同志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砥砺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