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上海“孤岛”尚存，街头洋人巡捕与日伪宪兵混杂出没，一张张传单、一份份刊物却悄然传入厂区、码头、弄堂。《劳动》《朋友》《生活通讯》……这些通俗却紧扣工人命运的刊物，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的名义秘密出版，鼓舞了一群最普通的劳动者。
“孤岛”中重建阵地
上海沦陷后，暗潮汹涌：白色恐怖笼罩街头，特务暗杀与搜捕成为常态，大量工厂被封闭、接管，工人失业潮汹涌而至。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隐身”的红色种子悄然扎根，在工厂、码头、街道里悄悄发芽。
1938年1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上海工人救亡协会正式在租界中成立。其前身是1936年共产党建立的“工人救国会”。成员虽不多，却在11月上海日商纱厂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一个没有办公地点、没有组织系统的“半公开”团体，实为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对外工作的名称。它既便于发布声明和动员工人，又可在社会各界中合法联络、广泛吸纳成员。
协会迅速行动起来，首先便是办刊——出版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劳动》，很快更名为《朋友》《生活通讯》。刊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汉奸卖国罪行，鼓励工人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联系起来。
印刷所使用的，是最基本的蜡纸、手摇油印机，每期仅印几千份，却在车间饭厅、码头驳船、弄堂书摊间辗转流传。主编沈以行、韩述之等人常说，要“像写家信一样”去写稿。读者中不乏识字不多的普通工人，他们从中读到质问：“为什么我们的布、铁、汽油，最后成了侵略者的军需？为什么做工的我们吃不好、穿不暖，还要替敌人加班？”
紧随其后的，是广泛开展课程的教育组织。夜校、读报会、歌咏队、储蓄互助社纷纷成立。夜校表面教授识字、算术，实则以革命文化启蒙为核心内容；读报活动常设在车间下班后，由受过训练的读报员带头宣讲抗战动态。许多工人通过这些组织成为积极分子，最终发展为地下党员。
思想上的觉醒，逐渐转化为行动上的参与。1938年秋，一批失业工人在难民收容所中报名“移民垦荒”，实则是通过救亡协会组织，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接下来又有两批队伍南下，先后有1500余人加入部队，投身战火之中。他们中既有青年工人，也有老工匠，有人熟悉印刷，有人懂修机器，在新四军的兵工厂、印刷厂、修理部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后方的募捐、义卖、义演也成为那时几乎每家工厂的“业余活动”。
“磨洋工”也是抗争
进入抗战中后期，日寇“军事接管”上海大量工厂——纱厂被要求生产军用布匹，船厂造战舰，铁厂制弹壳。但机器后面站着的是上海工人，他们无法撤退，却用另一种方式“间接”参战。
“你来我做，你走我停。”这句看似懒散的暗语，在工厂里广为流传。只要日籍领班一离开，机器便被悄悄停下；一旦有风声传来，工人立刻启动机器假装忙碌。织布工人调松齿轮，织出不合格的布匹；铆工打错孔，导致船体结构变形。江南造船所建造的一艘火车渡轮刚下水便渗水变形，被迫返工。
在军火厂，工人们挑选砂眼弹壳加工，削短撞针，造成大批步枪哑火，还有人将重要零件私藏，设法送往根据地。煤炭运输工人还会在路上将军煤偷偷倒出供民用，划破军粮袋、泄放汽油；许多工厂工人更接连罢工，要求生活补贴与“逃警报”的权利。迫于停产压力，资方最终妥协，不得不允许工人合法逃警报。
此时，随着局势恶化，上海工人救亡协会这一名称转为隐蔽，以“俱乐部”“互助社”“文化联谊会”等名义举办活动。夜校虽被关闭，但学习热情不减，工人自发组织现代知识讲座，读书、讨论、唱歌、写标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抗战胜利，上海工人救亡协会于次年更名为“工人协会”，继续承担政治启蒙和组织动员的职能，为迎接解放铺路。那些曾在印刷厂油墨中翻印《生活通讯》的工人、曾在电车车厢里喊口号的读报员、曾在夜校黑板上写“反帝国主义”的青年，此时已经成长为有组织、有思想、有力量的新工人阶级。
他们的名字大多已经湮灭，但他们的生命轨迹早已嵌入一个民族的抗战史，历史会记得那一代工人是如何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紧绑在一起。(作者：王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