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红色金融的源头，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位关键人物——毛泽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以坚定的信念为红色金融事业夯实根基，以廉洁的操守守护革命的经济命脉。追溯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寻找红色金融的精神密码，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白手起家的奇迹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金融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段岁月里顽强而茁壮地成长起来。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指定由毛泽民负责。面对金融人才严重缺乏、没有准备金、苏区内多种货币混乱流通等重重困难，毛泽民迎难而上。
他深入调查苏区财政金融状况，很快将财政部库存的20万元现金、库房及管理人员全部接收过来，成立了国家银行金库。靠着这20万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了艰难起步。
当时，银行仅有5名员工，办公场所是借用的一家农民的房子。楼上楼下共有一个小厅和四个房间。楼下小厅作营业室，一个房间作库房。楼上三个房间，一间是毛泽民的办公室兼卧室，另外两间和房外走廊是工作人员的宿舍。
另辟蹊径的智慧
毛泽民深知自己从前的财会经验不足以建立系统、完善的银行制度体系。在无法延请专家，也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另辟蹊径，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红军各部，号召战士们在清理战利品时，将有关经济的表格、书籍、用具等一律收回，然后集中进行研究。
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使财务制度更规范和严谨。
仅用了几个月时间，毛泽民就整理总结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了国家银行的运营管理。
货币战场上的防线
面对当时苏区货币品种繁杂、行市差价不一和白区派遣特务套购根据地物资、侵扰货币市场的混乱局面，毛泽民决心统一货币，重建苏区货币金融体系。
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尽快印刷出纸币。在去上海、香港印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毛泽民决计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他就号召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在1932年7月7日印制出了第一批统一纸币。1932年，中央造币厂成立。有了统一的货币，毛泽民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新发行的苏维埃国币计算，白区纸币禁止流通。国家银行一举结束了昔日货币市场混乱的局面。
1933年，由于国民党加紧了经济封锁，使得苏区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同时大量假币流入苏区，扰乱了金融市场。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不小心披在身上的羊毛衫被火烧着了，这启发了他：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也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毛焦味，来辨别钞票的真伪。货币战场上的胜利，为苏区筑起了一道金融防线。
扁担上的国家银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当时国家银行总行工作人员有七八十人，经过动员，只有毛泽民等14人参加长征。长征中，国家银行组成一个大队，编属为十五大队，有100多个运输员，挑着100多副担子，其中有几十担苏区铸造的白洋，几十担票子和一担印票子用的机器、材料等，还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
这就是“扁担银行”的由来——整个国家银行的资产，就靠着一根根扁担挑着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曲折的长征路上，战斗频繁，缺吃少穿，饥寒交迫，员工们全凭坚强的革命信念支撑努力前进。不幸的是，途中牺牲了6位银行人员。到达陕北时，只剩毛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钧、曹根全、任远志、黄亚光和莫钧涛8人。令人惊叹的是，经清点，“扁担银行”的家当尚存有黄金2担、白银及银圆12担，另有珠宝若干。核对账目之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圆。
“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
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有一次，中共黎川中心县委书记方志纯，招待省委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一碗米粉肉，到财务报账时，毛泽民坚决不同意，并严肃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艰苦奋斗，不应该用公款招待。”他对方志纯说：“志纯同志，这笔钱要从你自己的伙食费中报销！”
在毛泽民的率先垂范和严格要求下，国家银行从未发生过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
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职责使命。（作者：朱治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