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反抗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粤海关爱国华员毅然投身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他们慷慨解囊，支援前线抗日将士，并通过创办《抗战关声》等刊物，撰文发声，将抗日救亡的呼声传递至全国各口岸海关，号召全体海关人员摒弃当时外籍税务司所持的“中立”立场，超越党派界限，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开展抗日爱国募捐运动
自1937年8月起，日军共出动飞机900多架次，对华南重要枢纽广州实施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使广州成了瓦砾与尸骸堆积的废墟。
时任粤海关美籍税务司、美国人李度曾亲历轰炸并记录下这段历史：“我看到了日本飞机制造的无法形容的大屠杀。若对这个突袭依旧抱持着不是肆意袭击的话，那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尽管如此，作为外籍税务司，他除却在道义上对日军暴行予以谴责之外，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仍试图在战争中维持“中立”，幻想能够“独善其身”。
1938年5月，英国与日本私下签订《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导致中国海关税款被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从而落入日方掌控。这种实质上“赍粮藉寇”的行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与经济利益，激起举国上下的强烈愤慨。
为捍卫民族利益与国家尊严，粤海关中的共产党人，迅速发动广大职工开展抗日爱国募捐运动。他们号召全体华员以共赴国难之决心，踊跃支援前线将士抵御外侮。一批批物资，连同各地海关的捐款，被源源不断运往抗战前线。海关华员的爱国义举，极大鼓舞了前方将士的士气。
成立爱国救亡读书会
1937至1938年，随着天津、北平、上海、南京等主要城市相继沦陷，大批文化界名人如郭沫若、茅盾、夏衍等纷纷南下转移至广州。
1938年1月1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其所传播的革命思想进一步激发了海关华员心中的抗日救亡热情。在粤海关工作的中共党员朱人秀、积极分子王兆勋（后经朱人秀介绍入党）等人积极为该报撰稿，并联合孙君模、严德馨等十余名华员，在粤海关俱乐部成立了爱国救亡读书会与时事座谈会。他们邀请夏衍至海关作报告、分析时局，还组织华员前往难民营进行慰问，使大家更为直接而深刻地认识到日军的残暴行径，进一步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
爱国救亡读书会通过读书研讨、公开演讲和文艺活动等多种方式，将革命活动与“勤学、勤业、勤交友”紧密结合，不断吸引思想进步的海关同仁加入抗日救亡阵线，为中国海关培养了一支具备进步思想和理论素养的先锋力量。
从《关声》到《抗战关声》
《关声》最初由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于1927年5月26日创刊于上海。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关声》被迫停刊。
受《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的鼓舞，朱人秀为延续这份在海关华员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联合中共党员陈双玉、王兆勋（笔名“罗万”）以及留守广州的“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团员叶厥孙、陈琼瓒等人，以粤海关华员俱乐部为平台，在广州恢复出版《关声》。为凸显抗日救亡，他们将刊物更名为《抗战关声》。
为扩大《抗战关声》的影响力，他们积极联络各地海关中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如胡实声（笔名“洛湖”）、林大琪（笔名“林风”）、戚维新、梁家瑛、洪履权等人为其撰稿。并同步刊载了郭沫若《中国民族的喜悦》、章乃器《抗战总形势的分析》、王造时《东北义勇军活动概况》、陈西士《中国海岸线的封锁问题》以及罗青《保卫大上海》等进步言论。此外，每周还刊登《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一周工作报告》，及时报道海关华员支援抗战的活动情况。为铭记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这段惨痛历史，同年《抗战关声》第8期特别推出《保卫大上海、死守大上海》专稿，向坚守闸北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致以崇高敬意。
《抗战关声》通过及时报道各地海关的抗日救亡动态及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的工作情况，深刻揭露日本对华的残酷侵略与暴行，并号召全体海关工作人员“坚定抗战意志，将一切献给国家”，誓为民族存亡抗战到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关总税务司署被迫从上海迁至重庆。此时的中国海关已被一分为三：其一为位于重庆、由国民政府控制的国统区海关，由英籍人士周骊代行总税务司职责；其二为伪满洲国经济部下属的税关；其三则由汪伪政权控制，由日本人岸本广吉把持。在这一背景下，广州编印的《抗战关声》通过邮寄向国统区海关发送，同时因沦陷区邮政中断，中共党员陈双玉联系可靠的外国商船，将刊物秘密运往上海、天津、青岛等沦陷区海关。这为团结和动员更多海关华员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的战斗号角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粤海关华员并未安于职位、漠视民族危亡，而是毅然投身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未能直接冲锋陷阵，他们仍以捐款捐物、慰劳将士等多种方式积极支援抗战，展现出海关华员虽身处“洋关”、却心系民族存亡的质朴而深沉的爱国情怀，为全国抗战的最终胜利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