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报告。
周恩来一生富有理想，胸襟宽广，关注的目光不拘泥于眼前，不局限于家庭，“不为利起，不为势屈”，而是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胸怀世界，放眼未来，“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
博闻天下大事
周恩来有着长期办报以及领导办报的经历，对新闻有着极高的关注度，对天下大事了然于胸。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主编《敬业》学刊，在五四运动中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旅欧期间，他兼职天津《益世报》记者，广泛进行社会调查，撰写反映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衰落以及华工、勤工俭学学生遭遇的新闻调查，并领导编辑中共旅欧支部刊物《赤光》和《少年》，撰写发刊词和大量倡导新风、针砭时弊的政论文章。在武汉和重庆，周恩来领导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要求报刊社的工作人员“努力学习，下苦功，多看，多读，多研究，学习要专还要博，不要自满”。他还审阅报纸的社论、专论和重要文章，对经他倡导、由新华社主编的《参考资料》，因其信息量大，时效性强，无论工作多忙，都做到每日必看，据不完全统计，仅1970年一年，他就审批新华社各种稿件439篇，其中国际问题稿件213篇。
周恩来对情报工作高度重视，努力健全情报搜集、识别、传递系统，培养优秀的情报人才，在关键时刻亲自掌握情报，运筹帷幄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钱壮飞提供的顾顺章叛变的情报，使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免遭灭顶之灾；熊向晖传送国民党军队闪击延安的情报后，中共中央及时将这一计划有意识地提前公开发布，蒋介石、胡宗南的阴谋遭到破产；中共情报系统多渠道提供的蒋介石、傅作义部企图偷袭石家庄、直捣中共“要害”的情报，经新华通讯社公开揭露后，打乱了敌军部署，国民党10万大军不战而退。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军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了如指掌。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毛泽东军事上的主要助手，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经常到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掌握动向。他“对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一个部队正在哪些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
谙熟政务民情
周恩来一生工作勤勉，精力充沛，能力超群。延安时期，毛泽东评价周恩来“工作有拼命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称誉“周公确有吐哺之劳”。邓小平说，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卧室被称为“第一办公室”。他每天起床后，首先听取关于急办事情的汇报，然后迅速批阅所有的急电、急件，接着便开始阅读当天报纸上重要的国内外新闻和秘书用红笔勾出的重点资料。1954年4月，为了参加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做了充分的准备，阅读了大量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函电和资料，多次约请外交部和其他方面的有关人士进行商谈。1956年下半年，为了解决中缅勘界问题，周恩来认真地查阅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各种资料，研究中缅边界涉及的各项问题，最终形成了同时解决南北两段问题的方案。毛泽东说，为此“周总理读了几本书”。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饥荒问题，周恩来对粮食数据反复盘算，烂熟于心，专门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看起来一目了然。他对具体数字和整体情况总是看得很细、记得很牢。
周恩来勤于深入基层，搞好调查研究，面对重大事故、灾害能够亲临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总是不失时机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商店、军营以及工地开展调查研究，与普通群众接触，了解他们的所需、所盼、所想。特别是1958年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他更加专注调查研究，几乎每个月都穿插安排调研活动。盛夏酷暑，他专程南下广东、上海，先后重点走访了水利工地、农业合作社和钢铁厂，对“大跃进”的实际状况有了直观的了解。遇到重大事故和严重灾害，周恩来争分夺秒赶赴现场，搞清真相，赈灾济民。1958年7月，黄河泛滥，郑州黄河铁路桥受损，他暂停上海会议，冒着浓雾飞赴郑州指挥抢险。三年困难时期，他响应党中央号召，到河北邯郸伯延公社蹲点调研，召开座谈会，走访困难户，听真言，了解实情；调整时期，他奔赴工业基地东北，到鞍山、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了解钢铁、拖拉机、汽车、石油等的生产情况，与群众交心、拉家常。1963年5月，“跃进”号巨轮沉没，为弄清真相，他亲自到海军第六研究所察看潜水加压试验，检阅将要出海的编队舰只。1966年3月，河北邢台突发地震，他冒着余震危险，三赴震区，穿行在废墟瓦砾之中。在这些灾害面前，周恩来是镇定自若的现场指挥者，更是真实情况的见证者。
洞察变幻风云
周恩来着眼时局，对未来具有前瞻性。在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周恩来深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素有利害冲突，派红军代表与陈下属秘密会谈，双方达成5项协议，为红军长征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澄清一些错误看法，周恩来写了长文《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概述了有利条件和不容乐观的原因，透彻分析了战争的特征，阐明只有懂得世界战局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太平洋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任务。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正如周恩来所预测的那样一步步展开。
周恩来善于从平常中察觉不平常。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在比赛期间，中国运动员与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在日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契机，随即将外交部、国家体委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在毛泽东作出批示后，周恩来立刻告诉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美方发出邀请。周恩来兴奋地在转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当晚，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决策推动的“乒乓外交”取得了“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加快了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周恩来对事物观察细致周密，由点及面，见微知著。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爱国将领冯玉祥冲破阻拦，从美国辗转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但航行到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这一意外事故给接送民主人士安全北上敲响了警钟。获知消息，周恩来即刻致电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前车之鉴的预警、细致入微的安排，保证了护送350多名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东北、华北工作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