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农村的妇女扫盲学习班。
延安时期，乡村普遍存在文化发展程度低、文化资源供需失衡等问题，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封建落后思想泛滥，精神上的落后与物质上的贫瘠一并压制了群众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彻底改变乡村封闭落后的文化环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焕发群众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成了党领导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时代需求。
党采取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有助于生产发展的举措，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领导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显著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为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一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显著提高，党员从1937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1945年的121万余人，几乎所有乡村都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党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不仅是组织建设的重要成果，也为乡村文化建设工作赋予了强大动力。
深入乡村，团结群众，兴办多样化群众组织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延安时期的初始阶段，中共中央便要求“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决不放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完全自由”。在《关于动员领导群众的指示》中，党中央明确指出，八路军及各地方党部应独立自主地动员与领导群众。1938年，为统一群众组织、发掘群众力量，刘少奇提出应当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一切从事农业劳动的人都可以加入农民协会，乡下工人、小学教员及学生必须加入农民协会。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至次年，绝大多数群众都已经加入了群众组织，全体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为文化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将文化建设工作与群众组织相结合，是党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主要手段之一，如乡村妇女组织的发展便有效促进了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升。1940年晋察冀乡村的妇女组织举办的识字班共招收妇女4千余人，河北中部有半数以上的乡村组织起了妇女识字班，每村平均能组织50至60个妇女参加教育活动。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进一步规范了党的工作作风，保证了党的言语统一、步调一致，提升了乡村群众组织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至1944年，毛泽东指出：“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因此必须加强乡村群众组织中的文化宣传，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改造群众中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和旧医生，从而达成团结和发展的目的。总之，深入群众、兴办多样化的群众组织，是这一时期党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抓手，为党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了高效的组织形式。
关注传媒，注重规范，发展现代化宣传媒介
宣传工作是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为推动党的宣传媒介成长壮大，中央书记处指出，“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应设法经过自己的同志与同情者，以很大的坚持性，争取对于某种公开刊物与出版发行机关的影响”。这一举措有效促进了党的宣传媒介现代化、规范化、成熟化。同年，中共中央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正式创刊，毛泽东在其发刊词中指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的著名论断。
在乡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党的传媒事业迅速发展。至1939年底，陕甘宁边区政府已有专职通讯站22个以及剧团、党校等组织若干。次年，根据文化建设顶层设计的需要，党中央进一步指出，“我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每一较大的根据地上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同时，对文化建设的规范制度被提上日程，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在《关于提高党的宣传工作的质量问题》中指出，党对整个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抓得不紧，工作不深入，因此要求“党的宣传部门，必须抓紧整个宣传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全盘领导”“宣传教育工作应深入到乡村中去”等。经过各地方党委的统筹推动，文化建设工作实现了规范化发展，显著提升了文化宣传的通达度，为建设全国性大党提供了文化基础，亦为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重视教育，发展文艺，建设普惠性文化事业
发展教育事业和文艺事业，不仅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现实需要，也是在文化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必由之路。在各级党组织的集中统筹下，乡村教育体系逐渐健全，受教育群众规模稳步提升。在基础教育方面，1937年春季，陕甘宁边区共有小学320所，学生约5千人，至次年秋季，已有小学773所，学生1.6万余人，学校和学生数量均实现了大幅增长；在中等教育方面，1937年鲁迅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达180余名，为乡村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在高等教育方面，设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马克思列宁学院、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干部学校；在社会教育方面，共设置夜校208个，学生近2千人，半日制学校61所，学生近1千人，在乡村各地区普遍设立了俱乐部和救亡运动教育室。
在文艺领域，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提出：“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1943年，中央文件指出文艺工作者下乡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以前还未解决的问题，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结合这两个大问题”。同年，中宣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指出，“革命文艺与革命文艺家的产生，对于根据地人民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文艺工作应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中心，“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文艺等文化事业得到充足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乡村群众的文化需求，并为乡村群众充分享有文化成果提供了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