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期，沈阳作为东北中心城市、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重工业城市，成为抗美援朝的后方战略基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曾说，抗美援朝的胜利，后勤保障功劳超过一半！沈阳这座英雄的城市，为支援和保障抗美援朝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强大的战略生产基地
抗美援朝战争使用的武器装备除苏联援助的一部分外，主要靠国内保障。沈阳作为共和国较早解放的工业城市，边恢复经济、边支援前线，在战争中发挥了战略生产基地的作用。
由于战争中空军军机修理更换的零件种类、数量不断增加，仅靠从国外购买零部件和拆装的做法，已经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1951年年初，位于沈阳北陵的“空军五厂”（“沈飞”的前身）开始制造战争中最容易损坏的飞机零部件，如起落架护板、机炮罩、翼尖、副翼、机头罩和尾翼等。1952年3月，国营112厂（“空军五厂”于1951年6月改名为国营112厂）提出了“熟练修理技术，加强配件制造能力”的口号，开始着手试制更多零部件，于4月25日制造出第一架米格-15飞机的前起落架。此后又试制了机翼等大部件，极大提升了沈阳飞机配件的制造能力。
1951年1月，沈阳第三橡胶厂由生产自行车轮胎，升级改造为生产飞机轮胎。当年2月份，第三橡胶厂在无资料、无技术、无设备的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批航空轮胎——米格-15战斗机橡胶轮胎，5月份航空轮胎正式投产，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飞机轮胎的历史。1953年9月，沈阳第三橡胶厂飞机轮胎生产线改造完成，成为我国第一家航空轮胎和安全防护轮胎的生产基地，曾经承担了全国80%的航空轮胎的生产任务。
1950年12月，沈阳“空军五厂”接到了3个月内造出3000个副油箱的任务。此时工厂里正白天黑夜连轴转地组装苏联援助的100架米格战斗机，对于飞机副油箱，既没有图纸，又没有制作原材料铝板，还没有生产副油箱的经验。但五厂不讲条件，举全厂之力开始试制工作。3个月后，3027个副油箱送到空军部队，圆满完成了任务。截至1951年5月，共生产出近万个副油箱，保证了抗美援朝前线的需要。
沈阳第七二四厂（1949—1951年称沈阳兵工厂第二分厂）等企业为满足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依靠自力更生，在艰苦条件下自行设计、研制、生产了一批战场急需的武器产品。战争初期，志愿军没有反坦克武器，兵器工业部门立即组织力量研究试制，先后设计研制了90反坦克火箭筒和配用的两种火箭弹，当年就制造出火箭筒5000具、火箭弹20万发送往前线。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3年，沈阳第七二四厂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代反坦克火箭炮和炮兵火箭炮、60迫击炮及82迫击炮，测绘仿制美式105榴弹、120迫击炮弹、苏式122榴弹等126种产品。
1950年10月，中央下达紧急命令，要求沈阳在20天内完成10万把军镐的生产制造任务。沈阳重型机器厂的工人们克服了制造军镐重重难关，提前1天完成任务。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适逢秋冬交替季节，前线急需大量军用被服，沈阳各个被服厂克服生产能力低、条件差、人手少等诸多困难，先后生产加工了棉衣、棉被、棉帽、袜子、手套等55万套及时送往前线，保证了前线将士的需求。
沈阳医疗器械厂从1950年至1952年，共生产了100余万件手术医疗器械，为抗美援朝志愿军伤员抢救提供保障。1950年到1953年，注射葡萄糖年产量分别是15吨、59吨、103吨、274吨；1951年到1953年磺胺噻唑的年产量分别是10吨、37吨、61吨。为彻底粉碎美帝侵略者的细菌战，沈阳东北化学制药厂（东北制药厂前身）于1951年5月成功研制出杀虫剂“滴滴涕”，投入批量生产后紧急支援反细菌战，满足了抗击细菌战的需要，同时也填补了国内反细菌战技术空白。
从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开始，炒面成为志愿军的主要食物。1950年1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召开了“炒面煮肉会议”，对东北局机关、各系统、沈阳市、东北军区等下达了完成炒面的指标。据不完全统计，辽宁地区共加工炒面33.13万公斤，占全国运往前线炒面总数的10%以上。其中，仅沈阳市就加工炒面20万公斤，占辽宁的60%。
重要的战勤保障基地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在沈阳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史称“沈阳后勤会议”。会议一致认为，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把后勤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我军以往的后勤保障好多都是取之于前线，现在完全依靠后方的供应。这些变化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不是一时的而是历史的发展趋势。现代战争对后勤保障的依赖性很大，后勤工作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战役战斗的进展，还关系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经验证明，打赢现代化战争必须建立适应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体系。
为了保障抗美援朝前方作战需求，沈阳市政府于1950年11月增设了战勤机构，负责战勤工作。沈阳市民政局为此设立战勤处；各区县民政科也设立战勤股；区政府设战勤助理员；村设战勤委员。从省（市）到区、县、村都增设了战勤专职人员，形成了抗美援朝的战勤“网络”，专门从事支援前线的工作，确保了层层联动，所有力量都拧成一股绳，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沈阳是全国交通运输枢纽之一，赴朝作战的过往部队、战勤人员、战场物资等都要经过沈阳，中途就餐、军马草料供应等成为关键问题。为此，沈阳市委决定在沈阳站、苏家屯站等站内设立军用饮食供应站，负责组织对路经沈阳站的志愿军临时补充食品的工作。沈阳站的所在地和平区委、区政府，对兵站食品供应工作十分重视，责成区民政科具体负责。由于每次任务都很急，民政科的同志们日夜值班，随时待命。当时，和平区辖区内还没有大型食品厂，接到兵站需外送食品的通知后，民政科全体同志紧急出动，将辖区内个体摊贩和饭店所有的馒头、包子、烧饼、饼干尽数购买，连夜送到车站，满足志愿军战士用餐需求。此外，还组织距沈阳站较近的街道居民，为兵站送开水和食品，保证兵站的后勤保障工作。
沈阳是东北地区铁路运输枢纽。为加强统一指挥，中朝两国政府在沈阳专门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设在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沈铁公安机关所辖的安东（今丹东）和宽甸等地区与朝鲜接壤，是铁路运输的跨境口岸。
为了确保抗美援朝“生命线”安全，铁路卫士们披星戴月，守护线路、桥梁、隧道、车站和列车，保障参战将士和军用物资安全运抵朝鲜战场。1950年12月26日16时，全国第一趟满载军需物资的列车从沈铁苏家屯机务段发车，跨过鸭绿江，于28日16时37分进入朝鲜。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从东北过轨入朝重车达39203辆，占全国过轨重车的74.6%。这些过轨重车全部是由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职工负责编发、中转及装车。为了确保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运输补给，广大职工提出“军运第一，前方第一”的口号。在工作中坚持“四优先”的原则，即优先承运、优先配车、优先装车、优先挂运，对保障志愿军及时赴朝参战和运送各种军用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运输过程中，机智的战勤人员在与美军的一次次交锋中创造出很多躲避敌机的方法，如水下桥、合并运转、顶牛过江等。“水下桥”是在被敌机炸毁的桥梁附近，另修一座桥面略低于水面的桥，也称“隐形桥”。美军飞机侦察时，看到桥梁已被炸毁就不加理会了。“合并运转”是将两组以上的列车联为一组，用2—3辆机车拖挂运行。此法在线路较好的情况下，可以发挥突击抢运的最大效果。“顶牛过江”，即紧急抢运时只过车厢，不过机车。被炸断的桥梁经过夜间紧急抢修后，一般很难迅速达到通过机车的载重标准（机车比车厢要重）。工程技术人员和战勤工作人员便在火车过江时，将机车置于全部车厢后面，将一列车厢顶到桥面的对岸，再由对岸的另一辆机车将车厢拖走。
此间，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先后派出1.22万名职工赴朝参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沈阳铁路部门有1800多人荣立战功，256名职工牺牲在朝鲜前线。
为及时抢救和医治志愿军伤病员，1950年10月，东北人民政府对各地发出建立医院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沈阳市委、市政府立即在全市设立九处专门医院，将1918个床位和500个临时床位全部用于收容伤病员。与此同时，还建立救护所89处、街道救护班111个、家属救护站18处，安排专职医务人员1782名。配备了1548副担架，组织担架队员9288人，调进各种救护车30辆，汽车司机90名，以配合抗美援朝战场抢救伤病员的需要。为了保证抢救伤病员急需用血，沈阳市委、市政府成立献血动员委员会，号召并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义务献血。各机关、工矿企业、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医务工作者自发组成献血队。1950年沈阳市就有数千人报名参加输血队，确保了抢救伤员的用血。1953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沈阳建立大规模的中心血库，沈阳干部、群众积极为血库献血87.875万毫升。
为及时补充兵员，1950年10月底，沈阳市开展了征兵工作，由市委、市政府及工、农、青、妇各有关部门，组成动员新兵委员会。当年，沈阳首批新兵征兵任务为1850名。经过动员后，群众积极报名参军，市郊1419名、工会213名、市区258名，总计1890名，超额完成征兵任务。抗美援朝期间，沈阳共有3872名青年参加了志愿军。
1950年，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需要，沈阳承担了负责修建于洪、北陵、东塔3个军用机场的重任。市委成立了修建委员会，每天调动2万多名民工、各种车辆1000余台，抢建了3个机场。在修建3个机场过程中，除动员机关干部、工矿职工、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外，总共动员民工78.3万人，征集汽车5000多辆、大马车8.9万挂。
虽然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但民工们克服重重困难、昼夜奋战，在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提前完成了机场修建任务。
1950年年底至1951年，为保证朝鲜战场战备供应和各类技术人员需要，沈阳动员、组织了汽车司机1089名、汽车修理工330名、翻译132名、厨师103名、防空通信员905名，以及医护人员、桥梁工人、火车司机等共3539人奔赴朝鲜战场。沈阳桥梁厂抽调260余名桥梁工人组成“抗美援朝桥梁抢修队”。他们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先后修复了朝鲜清川江大桥、大凌江大桥以及万城、定城、白马山城、清水等处铁路桥梁。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活跃着一支支英雄的沈阳民工队，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抬着担架，穿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火线上，民工们把伤员抢救下来，迅速地抬上汽车或火车，运到后方治疗；在火车站、停车场、仓库边，民工们紧张地装卸和搬运物资；在铁路和公路旁，民工们不停地进行抢修，保证了后方运输线路畅通无阻，为抗美援朝运输保障作出巨大贡献。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沈阳人民一直以“前方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的实际行动支援前线。1951年4月10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沈阳市分会成立。沈阳市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居民热烈响应分会“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增加生产，爱国捐献。订立爱国公约人数达到120余万人，有50余万人参加捐献。沈阳真正做到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据统计，沈阳各界的捐款能购买62架战斗机，超额完成原计划捐献38架战斗机的任务。各界还捐赠了慰问袋30万个、书刊12万册、肥猪1.75万公斤、炒面20万公斤、熟肉2.23万公斤等。
1951年10月，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沈阳市委、市政府立即响应，一场以生产为中心，增产节约和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为主要内容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一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干部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据统计，从1951年到1952年，全市广大干部职工节衣缩食，共为国家节约了720万吨的粮食，同时完成了大量的军需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市还开展了以发明创造、提合理化建议为主要内容的创造新纪录运动，共推广先进经验108项，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77772条，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发展。
最大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1951年初，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在丹东、沈阳等地修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1951年8月建成，这是我国最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在这里，长眠着包括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第等在内的123位烈士，还有一面刻着17万名志愿军烈士名字、长达130余米的烈士英名墙。至2025年，共接收十二批、1011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安葬。
1953年2月24日，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3位烈士的遗体运送到沈阳。沈阳市政府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举行了规模宏大、庄严隆重的公祭活动。1953年3月3日至5日，公祭大会历时两天半，参加公祭的共计145个单位、2.7万余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公祭大会是沈阳代表国家对3位烈士的公祭。公祭的不仅仅是这3位烈士，还有千千万万为国捐躯的志愿军烈士。（作者：张春风）
